揭秘:林彪四大金刚“黑二代”们的人生结局(图)

　　早在父亲被审查之前，黄春光不知道后面究竟会出什么事情，心里老有一种没着没落的感觉，及至隔离起来，除了照常吃喝拉撒，还有烟抽有报看工资照发，这倒让他踏实不少，“把我放学习班里，不是放在监狱里，就觉得悬着的心落地了。我说来了我就睡觉吧。”

　　审查与劳改之后，这些人纷纷被安排转业，离开军队。此时他们想要有所抗争。以吴新潮为例，他本来是要转业到湖北一个农场继续当农民的，不想去，住在漏雨的防震棚里，没有收入来源，还到处找关系想留在北京，几番活动，得到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批示，才落实了政策。与他一样，包括林豆豆、黄春光等其他林彪集团子弟先后亦都通过胡耀邦、赵紫阳等当时中央领导的帮助得到安顿。胡耀邦的家，那时位于富强胡同，不管是谁，推门就可以进，上访信递上，不几天就有批示，仅吴新潮为了自己和妹妹的问题，就反复找了胡耀邦数次，次次有回应。

　　至此，这批人的命运才有了实质落定以及重启的可能。因而直到今天，他们对胡耀邦、赵紫阳等人仍怀有感恩戴德的心情，吴新潮曾对胡德平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永远记住你父亲的恩情，我就是一老百姓，就这点朴素的感情。”

　　落架的凤凰并非不如鸡，黄吴李邱人虽下台，由于中央领导关照，生活、医疗等方面依旧享有特别待遇。吴法宪被安置在济南，住的是独门独院，和别的高级干部别无两样。吴法宪说自己是“臭名远扬”，声名在外，社会上尊他敬他礼遇他的人老不少，不难领略到老百姓的善良与宽容。到他过世，自发上门吊唁的人把花圈摆满门口，社会车辆去了七百多辆，弄得家里人都感到意外，“他们走后，看车的管我们要两千多块钱看车费，我说不对啊，家里有几台车子我们有数的。”说及此事，吴新潮和他太太又乐呵呵地笑了起来。

　　沦落识人心，炎凉侵加，对于人情冷暖他们也便格外敏感。患难过后，一切归于寂静。今年，一位同处沈阳的远房表亲得知李大征他们也在当地生活，几经辗转找到他们，相见甚欢。40年悬隔，情谊犹在。这让李大征从中看到了人与人之间不曾丢失的一种纯粹牵系，她感叹，父亲在台上的时候，这些人没能跟着沾光，倒霉的时候，也跟着一块儿倒霉，却没有一个埋怨的，都是很朴实的人。

　　三

　　“四大金刚”是捆绑在林彪集团这同一根历史绳索上的，在今天，他们的子女之间关系依然密切，在社会上走动，“黄吴李邱”是习惯性的排序，都是历经风霜的，他们管自己叫“难兄难弟”，这些人现时的往来，内容不外聊聊天散散心，“我们现在去政治化地生活，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目的，不是搞串联。”

　　在这个群落中，核心人物当然是林豆豆，她依旧像个公主。聚会的时候，“还是林大姐坐在中间，她是我们老领导的女儿，我们对她非常尊重，”吴新潮说，“我们四野子弟当年虽然被批成那样，但说起林彪，他还是有崇高威望的。林豆豆到广州去，四野的老领导们围着她坐一大圈儿，在位领导亲自出面接待。一个是政治需要，一个是历史感情，后者比前者来得更长久。”

　　林豆豆也颇有一番遭遇。913事发，举报有功的她终究逃脱不了身为林彪子女的现实，被撂到郑州汽车厂，人们像躲麻风病人一样，避之唯恐不及。“害怕沾边儿，厂长也不敢找她，就一个妇女主任经常往她家跑，关照一点，没人管她，很孤独。”当时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工作的刘家驹说。80年代他曾尝试《林彪传》的写作，到郑州呆了几个月，与林豆豆相处过，“她住的房子，我看过，阴冷，厕所都没有，很糟糕。她在郑州不上街的，单位给她设个办公桌，她几乎没有在那上面坐过一个小时，就是一种封闭的状态。”

　　“你是一朵并不孤独的小花，仍在接受寒冷冰霜的考验”，“多年来，你在痛苦中呻吟”——1985年，刘伟钦去郑州卖对联时与林豆豆重逢，那时她病卧医院，刘伟钦用一台老式相机给她拍了一张照片。40来岁的林豆豆，宛如娴静少女，坐在床上，微笑凝视镜头，尽管面有风尘，但是没有一丝忧伤与慌忙。多年后刘伟钦将这幅照片放大装裱，并陆续写下上面引述的题识文字。这些句子很能反映林豆豆当时的状态。

　　1987年，林豆豆回到北京，刘家驹带她到社会上开阔眼界，去百货商店买东西，那时早不是计划经济，她问要多少布票，弄得售货员像看外星人一样拿眼睛瞪着她。生活也很成问题，刘家驹带她到家里玩儿，“她去做菜，把胡萝卜切成几截就完了。那时候她已经没有帅府千金大家闺秀那种味道，很平庸了。”

　　后来落实工作，林豆豆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组织上给她一个正处级待遇。在单位里，她也自由，高兴去就去不高兴就不去。刘家驹了解到，知道林彪的女儿在那里上班，办公室里看热闹的人太多，让人受不了，领导的意思，叫她干脆就别去办公室了。

　　林豆豆目前已经退休，多年以来，尽管与外界社会建立起了较为稳定的联系，但还是有诸多的不便横亘在她与社会之间，找的人太多，她得躲避，连刘伟钦这样几十年的故交都不知道她当下在北京的住址，每次会面，几乎都安排在酒店里。

　　“很多人利用她照相，利用她的影响去搞商业，她都拒绝。”刘伟钦称林豆豆为“立衡妹”，以兄长居之，“她现在无所求，生活很简朴。我问过她需不需要钱，有什么困难。老没有，老好。”

　　林豆豆独身一人，没有后代。2008年，年届64岁，在北京，刘伟钦对她说，“40年风风雨雨过去了，我们都老了”。简单的一句慨叹，绾结着一生的波折，林豆豆闻之，泪湿眼眶，“她一般是不落泪的，我就看到这一次。”

　　在林的内心，有些部分是不可碰触的。刘伟钦曾将自己于1967年创作的一幅名为《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木刻版画送到北京请林豆豆题款，一见红旗招展领袖头像，林豆豆颇有不快，但没有驳他面子，最后还是在上面题了“历史一瞬”四字。自那以后，刘伟钦也识趣，避免再提过去的事情，“她不愿意说过去的事儿，唤起过去的回忆对她没什么好处。”

　　陷落在漩涡中的深浅程度不一，每个人对于那段历史表现出来的心态亦有所不同，不过总的来说，时移事易，情绪上会慢慢得到消解，至少在后代们之间，基于某种共识的作用，一定形式的和解是存在的。故而大家每每在一起觥筹交错把酒言欢的场景不难见到，氛围热切而又自然。林豆豆也是在这圈子里走动的一份子。2009年国庆，二代们聚会，席间林豆豆就主动执杯向李讷敬酒，旁人以“相逢一笑泯恩仇”唱和之。

　　“不要抱着过去那些东西不放，要跳出个人的恩怨情仇。父辈们斗来斗去，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各种综合因素的反应，既有个人恩怨也不完全是个人恩怨。那一页已经彻底翻过去了。”吴新潮说，“父辈之间的争斗，我总觉得体现在我们身上要淡化很多，包括林豆豆和毛家后人，刘源和毛家后人，我们这些子女在一起，那些恩怨已经不存在了，不管怎么斗，我们毕竟是在共产党这一个战壕里嘛。”

　　在这一点上，他们有着惊人的向心力，对于群体身份与父辈荣光的认同，必要时不难让他们把个人的身世沉浮搁在一边，为着与生俱来的共同血脉沿承而纷纷靠拢，其表现可谓一颗红心犹热。黄春光就试图身体力行这样做，两年前开国将军后代合唱团建立，他努力争取成为其中一员，而右派人士想邀请他参加活动，他简直睬也不睬，口吻显得无比决绝，“我可以反对党的一些方针和政策，但你让我反对和推翻这个党，我是不会去的。这样不光是否定了自己，也是否定了父辈，否定了这个事业，所以我就是不会去参加这种反党的反毛的大合唱。”

　　白云苍狗，世事兴替，戏台上早已落幕，他们却搞得还很有那么一点忠义节烈的意思。2011年，913事发40周年，这帮难兄难弟专程飞到温都尔汗三叉戟坠落现场扫墓追思，在那个让他们倒霉了40多年的地点，对着一堆石头垒起来的坟墓，大家不免心绪起伏。

　　“觉得很悲凉，对共和国有那么大贡献的元帅客死异乡不能魂归故里，而且并不是年年时时有人去凭吊，真是，”黄春光说。他们这些孩子，多半在东北出生，后来又在林彪指挥的军旅中随父母由北向南一路打到两广地区，“我们从小都是唱着《林总的命令往下传》的歌一路走过来的。我们对林彪的感情是很深的。我当时说我们代表我们父辈来看他们，告诉林彪的在天之灵，我们没有忘记他，我们还在怀念他。”

　　早年罹祸，给每个人身上留下一道经久不能抚平的折痕，难免时时舔舐。祭拜之外，这些子女先后为他们的父亲整理出版了各自的回忆录或传记。对于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舆论上的反应是见仁见智，在他们来说这是出于一片孝道，是为了留存历史记忆，而在一些不以其为然的人来看，他们的行为似乎一本维护自我的光辉形象意图，在为老子翻案。迁臣逐客、功过是非，虽如云烟，却又余温未消。当此状况，他们中有人试图澄清自己的行为，“尘封已久的是历史，而不是政治。我们现在做的是史，不是案，我们不想翻这个案，我们只是想把最原始的东西呈现给大家，不造谣不造假，这是一种历史的复原。”

　　每个人站在各自的角度看待历史，所得到的成像会互有不同，但那一段历程给这些二代内心带来的振荡与猛省无从掩盖。在这些待人接物表现得精明与防备的二代身上，事实上也不失设身处地由己及人的自觉反观，对待现实社会中的事物，他们已经变得十分实际和真实，“凡事我都要多想多看，都要打一个问号，我不会一根筋地听谁的话了”。这是当一切早年的狂热、天真、愚昧在坚硬现实面前逐一粉碎后，为期40多年深深触及灵魂的一种重构的完成。

　　“当年搞阶级斗争成分论，我也是红卫兵，也很冲动，也把红和黑看得很重。这么些年过来，真正去看那些阶级敌人，其实都是人呐。当年是很幼稚的，人类之间的关系是无法简单界定的。”吴新潮两肘支在膝前，面容凝重，话语中透出饱经世事的深沉，“我们父辈跟着毛主席闹文革，这些事都是不对的。己所不欲，勿施予人，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希望在别人身上不要再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