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算不上中国最早的一批富翁，只是有房有车。有一次我问柳传志，你的公司做到现在和90年代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他说那时候请人吃饭，看完菜名首先要看价格，现在是只看菜名不看价格”，比照这个标准，黄春光很谦虚，“我那时候只能做到请人吃饭时要看菜名还要看价格，我不能说我很成功。”
黄、刘等人现在都已经洗手上岸，退出江湖了，把孩子送到国外培养，自己则留在家里养老，过他们那“有产阶级”的生活，处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坐观世事。历史事实的呈曲线走势，总能从个人身上找见刻度，有人上去有人下来，这是翻来覆去且经久不变的一种循环，而在其间进行着上与下交替的人们，都会有自己的书写和呈现，荣辱得失，在他们那里自有一番演算。
“如果我父亲当时还在位，可能301院长是我的了，卫生部长是我的了，或者我有资源，认识更多官儿，拿着一大堆白条去翻江倒海挣钱了。我也就失去这个，还能失去什么？这些东西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可惜。”李大征对本刊记者说，神情显得淡定。脱离原有轨辙，他们夫妇进入完全市井的活法，刘伟钦成天粗服乱头，穿得像个收破烂的，丝毫没有富翁模样，李大征的面颜沾染着苦涩涤荡过后的忧郁，亦找不到富婆风姿。颠来倒去的生活，似乎恰好还了他们身在亿兆庶民中间的本来面目，“全国人民都是老百姓，我凭什么就不能当老百姓啊？我凭什么非要是高干子弟啊？”
只是自从父亲划入另册，当子女的名誉也被打上了标记，在某类戏谑语境中，他们被视为“黑二代”个体，在社会上行走，所做的任何事情也都有可能遭到诟病。他们中看得开的，不忘顺带着自嘲——“屎在那儿是不臭的，结果挑起来反而很臭”。看不大开的，忍不住也要计较上几句。
“那些贪官的后代，才是真正的‘黑二代’。你们去调查，1955年授衔的这些将军们的子女，有几个在利用改革开放去腐败的？我不能说没有，但绝不多，就是因为他们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家庭教育影响，家里头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跟工农子弟打成一片，不要有特殊化。”黄春光坐直身子，不无激动，“我们可不认为我们是‘黑二代’啊，我认为我是共产党的基石，我们仍然属于这个党。”
二
“四大金刚”的孩子，原来都在军队系统就职，然而913事变猝发，这些原有可能冉冉上升的二代们春风不再得意，一齐被扔进了阶下囚序列。
“8年的审查，正是干事的年纪，什么事情也不能做，损失了所有的时间和机会”，吴新潮说，“当然是郁闷了，但有什么办法？关着就关着吧，后来也习惯了，人的需求是不断改变的，有时候需要自由，没有自由的时候有吃有喝就行。”
1971年，吴新潮是沈阳飞机制造厂的军代表，当空军司令的父亲被“停职反省”之后，懵然不知事发的他亦以待罪之身关入地下室。隔离之初，不免高干子弟的桀骜不驯，不老实，仗恃着将来还有北京的林伯伯、叶妈妈为他撑腰而闹腾。当有关方面向他传达中央文件，宣告林彪集团罪行，文件上罗列的每一个名字都是他所熟悉的，那当口，吴新潮简直就像迎头浇下一盆冷水，吓了个半死，“操，那种感觉，真完了，任何希望都没有了。”
在地下室久不见天日，有段时间吴新潮的双目失明了。就是那种环境里，他还为未来作打算，觉得以后出去就当个农民吧。未料这个想法在他没出去时提前得到满足，审查折腾一阵，他被发落到陕西省一个偏僻农场种菜喂猪干农活。与家人断了联系，孤零零的日子不好熬，大年三十、正月初一，实在难受了就跑到野地里放猪，一个人呆上一天。但他还没有绝望，抱着“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心态度日。时处人人自危的文革期间，回想起来，他也曾揣着一根电线，随时准备自尽，但从来也没有付诸实践，他一边将此自我打趣为“活着没信心，死吧又没决心”，一边把眼泪都笑了出来。当年的诸般辛酸，在今天说起来倒成了可以让他这当事人捧腹的开怀乐事。
与同时期不少人的家破人亡相比，“四大金刚”的子女还挺顽强，竟没有一例寻短见的事情发生，这称得上是奇迹。
“文革那时候，你倒下来他倒下去的那种动荡我都看在眼里了，所以我家倒掉我不觉得很惊奇，虽然会悲哀，但没冲击到我内心，说哎呀我活不了了”。李大征说。她是李家长女，家快散的时候，他们母亲把几姐弟招呼到一起，告诫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谁都不许自杀，“活着都说不清楚，死了更说不清楚”。带着这叮嘱，李大征与当时在军事博物馆工作的刘伟钦一先一后被打发到山西。李大征落脚在野战医院，刘伟钦和吴新潮一样，在农场里养猪种地。
那所座落在山清水秀小山沟里的医院，哄传开她要去，大字报瞬间贴满，宣称坚决不许李作鹏的女儿与他们为伍，但这是总后勤部的安排，不接收不行，因此在她到达之前，大字报又都被稀里哗啦撕扯干净了。在那里她任劳任怨埋头做事，干哪样工作都不落后于人，也不调皮也不捣乱，很快就被基层群众和干部接纳了，凭着一手医疗技术，救死扶伤，越到后来越吃香，转业时连医院都不想放人，这让李大征颇觉豪迈。
“搁那儿就搁那儿了，你还能把我开除出地球去啊？我凭技术吃饭，我能干的活儿你不能干，那没办法，这是不讲阶级的。就是倒霉一辈子，你都得给我分配到医院里头，起码你不能让我扫大街掏锅炉，你还扔不掉我。”
她丈夫的处境，比她要悲催一点，当上李家女婿还没一年光景，这秀才就沦为有罪之人，从高阶上摔下来，没少被人算计。在农场里养猪，猪不产仔，人家责难他没尽到责任，说他是插在大粪上的一朵花，连让猪交配那点事儿都不懂；后来猪养死了，人家又责难他在搞阶级报复，“那时候北京在批判我岳母，农场这边就批我，说我一个砖头打死六只鸡，我哪有那本领啊？诬陷你，骂你，想害死你，都有。”
李作鹏在世的时候，对于子女心有歉疚，觉得对不起他们。但子女们也装作若无其事，即使在外头面对千人指万人骂，他们对于自己的父母还是相当维护的。忆及那段艰难历程，李大征声音哽咽，“我自己从来跟人这样说，我是李作鹏的女儿，他当副总长，享受荣华富贵的时候，我跟着他享受了，所以他倒霉的时候我跟着他倒霉，我一点儿也不怨他，就算李作鹏上法场，我都愿意陪着他走，因为我是他女儿，没办法。”
已是入夜时分，微弱的灯光下，依稀可见李大征那双黯淡的眼睛里泪光莹莹，刘伟钦则默然无语地呆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像个老实的听众，夜色从阳台钻进来，包抄了大半个屋子，灯光不能匀称照亮客厅全部区域，这个一脸皱褶的老头实际上是坐在了一片阴影中。那段岁月，令他们的人生或多或少发生着缺损。黄吴李邱的孩子，因为立场与界限问题而离了婚的不无人在。李大征虽然要好一些，但她也有她所在意的东西。
反革命团伙的孩子，是黑得不能再黑的。遭人唾弃、天天被提溜着骂的情形，不鲜见。有特别要好的闺密，在父亲失势时翻脸就不认人，做得非常过分，这让李大征此生无法释怀，“原来你到我家我去你家，无话不说，刚出事的时候非常紧张，咣唧，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跟我划清界限，特别是头几年，天天骂你。特别要好的朋友突然一下这样，真受不了”。时过境迁，再到北京，这些人想请她吃饭，以便重修旧好，她一概不搭理。“过去我对人特别信任，和朋友无话不说，现在不是那样了，这也是那样一种岁月给我们留下的阴影。”
仿佛雨中飘萍，在那个特定年代，他们每个人也都失去了对于自身命运的操控权。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索性安下心，横竖听任不可预知的拿捏。隔离后，黄春光便是如此。在里面24小时看守着，吃了倒头睡，醒了还是吃，再没其他事情，他也就心无挂碍地那么养着，结果看守瞧着奇怪，忍不住问，“人家到这儿来都是吃不下睡不着，我看你又能吃又能睡，你怎么一点儿没负担呢”？他答说，“我没做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毛主席的事情，我有什么负担？我最多负担就是我父亲是黄永胜，那他是他我是我，我和他之间只不过是个父子关系。”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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