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石夫人郁文:因为陈布雷关系 乔石文革被关(图)

　　但当时，郁华之妻陈荫还不知道，主犯正是丁默邨。丁默邨的浮出水面，和郑苹如有关。郁文在文中写道：

　　郑是上海沦敌期间军统的地下工作者，当时佯与丁逆称善，其后谋杀丁逆未遂，反被丁逆所害。这也是最近丁逆案中的一件重要案件。不过当郁庭长被害之时，郑计犹未为丁识破，相与过从甚亲密，郑某次曾于嬉戏间以不经意之态向丁探询郁庭长何故被害，丁未加怀疑，与之直言：“事前派人劝其加入和运（注：即所谓“和平运动”），竟遭他严词拒绝，如此不识时务，不识抬举，所以杀只鸡给猢狲看看。”又说：“你的父亲也该识相点。你们不要以为‘七十六号’没有人啦！”盖当时郑父任首席检察官，与郁故为世交，郑苹如曾私语：“决为郁伯文复仇。”采得丁语后，即密告其父。听说后来郑首席立刻密呈司法行政部，目前郁夫人正拟设法查获此项呈文。（郑首席后以爱女罹难，哀痛逝世。）且郑苹如之母弟，均能为此事作证。

　　引起陈荫注意的，是庭上丁默邨的自辩词。军统局称，丁 1937年春至1940年3月任伪特工总部主任时，曾捕杀地下工作者72人。丁辩称，他在“76号”为1939年冬，为时仅三月，在此期间以外及上海以外之事，不能由他负责。陈荫在报上看到这句话后，才知道其夫被害正是在丁的任内，于是向上海高院递交了诉状。

　　1947年5月，国民党当局查封了《文汇报》《联合晚报》和《新民晚报》三报，多名记者被捕。为防止意外，党组织决定让郁文离家隐蔽，并参加筹组全国学联，工作上由乔石负责联系。10月，乔石通知她，她的组织关系从之江大学转出，转到了全国学联。

　　陪护陈琏去解放区

　　此时的中国，两条道路、两种命运的斗争异常激烈。在郁文的家庭中，也暗流涌动。

　　郁文的表姐陈琏，是陈布雷的小女儿。她1940年入昆明西南联大读书，又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在进步同学影响下加入了中共，后与北平地下党学委负责人袁永熙结婚。

　　1947年9月24日晚，陈琏与袁永熙被捕。所幸叛徒指认时，没有认出稚气未脱、学生模样的袁永熙，就是地下党姓袁的负责人。特务在他们住所搜到的，也仅仅是“民主青年同盟章程”。审讯关押数月后，12月下旬蒋介石下令，交陈布雷“严加看管”。

　　陈琏夫妇出狱后，行动受到严格限制。第二年晚些时候，才被允许看望亲戚。一次，夫妇俩从南京来到上海，专程探望五姑母、郁文之母陈若希。趁着在郁文大哥翁泽永房间小坐的机会，陈琏轻声问：“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到那边去？”郁文听出他们想去解放区，立即向当时党内联系她的（国统区）全国学联党组书记钱李仁报告。组织上很快回话说：上海党组织知道这两个人。他们想去解放区，上海党组织可以帮助。

　　郁文正苦于没有合适的机会去南京找他们，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身亡。她即日陪同母亲去南京奔丧。在灵堂一侧，她趁乱悄悄告诉袁永熙，上海地下党已同意送他们去解放区。双方迅速商定了下一步的具体联系办法。

　　一个多月后，在上海地下党学委总交通乔石的安排下，陈琏夫妇来到上海交通员顾金德家中，取到了事先准备好的假身份证件。组织上决定，由郁文陪同他们去解放区。

　　此后，三人换了装，杂在“跑单帮”的人群中，先到镇江，然后从淮海战场边沿和间隙地区穿行，向石家庄进发。到了刚解放的石家庄后，他们被告知不必去西柏坡，北京即将和平解放，就加入中央机关队伍，向北平进发。1949年2月初，进了北平。4月，在中央青委机关基础上，成立了团中央。三人都留在团中央工作，郁文担任了办公室秘书。

　　1952年初，郁文与时任浙江省杭州市委青委宣传部部长的乔石结婚。婚礼十分简单，郁文第二天就照常上班了。

　　婚后，郁文调到杭州工作。1952年底，乔石调到上海，任华东局青委统战部副部长。郁文也随之调往上海。1954年春，乔石奉调鞍山，担任鞍钢建设公司工程技术处副处长、处长。随后，郁文也调往鞍山。1957年初，郁文担任了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陈琏之死

　　1957年夏天，整风反右运动开始。郁文性格直爽，稳重的乔石不断提醒她，讲话要谨慎。因此，在大鸣大放和大批判期间，虽然她心里十分想不通，但都缄默以对。

　　即使如此，她出身不好的问题，也仍然被提了出来。她被要求与母亲“划清界限”。她内心十分痛苦，不得不在会上违心地表态。好在不久，风头过去了，郁文依然常回去看母亲。

　　郁文的亲人中，大哥翁泽永、三哥翁泽宏、姐夫胡祖源、堂姐夫袁永熙（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等都被打成了右派。

　　当时，陈琏担任了团中央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也是八大代表。为了保持政治上的纯洁性，也为了三个孩子的政治前途着想，她决定同袁永熙离婚，并坚决离开北京这个“伤心地”。1962年春，她调任上海华东局宣传部教育处处长，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去了上海。

　　“文革”开始后，陈琏从安徽农村“四清”地被召回华东局机关。她被关入“牛棚”（晚上允许回家）。机关里的造反派和北京来“抓叛徒”的红卫兵多次抄了她的家，批判她曾为父亲陈布雷“奔丧”，同时还从陈布雷日记中“发掘”出了所谓她的“秘密自首的新证据”。她都沉默以对。

　　谁也不曾料到，1967年11月19日夜里，陈琏从11楼纵身一跳，自杀身亡。

　　她的大儿子陈必大说：“妈妈多少年来太相信组织了，也太怕失去组织了，对真诚的人来说最可怕的精神迫害就是被怀疑，它足以令人发狂，足以诱发自虐心理。”

　　对于陈琏的自杀，郁文是十分痛心的。她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1962年我和琏姐在北京重逢时，她正在考虑离开北京调到华东去工作。她告诉我，周总理劝她：‘你还是留在北京工作好，中央更了解你。’短短一句话，洋溢着多么深沉的关怀！这绝不只是由于在重庆时邓大姐直接联系过陈琏，也不因为解放后周总理亲自同她有过不少工作接触，更主要的是周总理对这样一个具有特殊家庭出身的共产党员无微不至的关怀，想把她置于自己保护之下。琏姐后来在‘四人帮’罪恶渊薮之地的上海含冤去世，然而，纵使不是在上海，她也未必能摆脱这一厄运。”

　　低调本色

　　因为陈布雷的关系，郁文自己在文革中也被贴了大字报。但在属于文革重灾区的中联部，每天都有“重磅炸弹”，多名部长、副部长和局级干部被揪了出来，乔石等都被关进中联部的“南小楼”，隔离审查。郁文只是处级干部，加之性格亲和、平时群众关系好，因此涉险过关。

　　1969年6月，乔石夫妇等中联部人员共678人，被发配到黑龙江肇源“五七干校”（1970年迁往河南省沈丘县）。

　　1971年1月，耿飚调任中联部部长。在他的努力下，中联部被打倒的干部逐步“解放”。乔石和郁文都先后调回中联部，在新成立的“研究组”工作。

　　1978年2月，乔石被任命为中联部副部长。1982年，担任了部长。在当年9月的十二大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87年，在十三大上，成为政治局常委。

　　虽然乔石的职位不断变动上升，郁文依然保持着低调本色，一直对自己、对子女、对乔石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十分严格。

　　1988年，人民日报国际部副主任果永毅陪同副总编辑陆超祺访问波兰等国，在法兰克福机场转机。两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士急急忙忙走到他们跟前问道：“你们看到乔石同志夫人郁文同志吗？我们是中国民航法兰克福办事处的，我们不认识郁文同志，到处找不到她！”他们一起四处寻找，终于在候机厅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她。

　　郁文安静地坐在一群旅客中间，毫不引人注目。面对两位热情殷勤的民航办事处负责人，她一再表示，不必给他们添麻烦，自己转机就好。

　　本文首发刊载于2014年10月17日发售的《中国新闻周刊》总第68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