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日报》（ 2015年06月14日05 版）
“颜色革命”是指21 世纪初期，在前苏联和中东北非地区发生的以颜色命名，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更迭运动。“颜色革命”给相关国家乃至国际地缘战略格局带来了一系列影响。“颜色革命”发生的根源是什么？带来了哪些消极后果？又给我们什么启示？本版文章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民主制度不能强制移植（大势所趋）
徐崇温（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哲学所研究员）
21世纪初期，在前苏联和中东北非地区，如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相继发生了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更迭事件。由于在这类事件中往往以颜色为标志，因而被称作“颜色革命”。
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有的经济发展缓慢，失业率高，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有的国内民主生活不充分，官员贪污腐败严重，内部矛盾比较尖锐；有的放松警惕，执政者与反对派沟通不足，给反对派利用经济社会问题发动游行示威等提供了可乘之机。但这些国家发生“颜色革命”都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的外部因素，就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输出民主战略。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都把自由民主当作其重要的输出品。特别是小布什任总统以来，以“民主和平论”为理论支柱，以强大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为基础，干涉别国内政，强制推行西方民主制度。“民主和平论”鼓吹国家政治结构同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存在因果关系，认为同属民主制度的国家之间通常不会打仗，因而美国就把输出和推广西方民主制度当作维护世界和平的前提和保证。小布什卸任后，继任的奥巴马又承续了这项推广和输出民主的事业。
美国首先利用媒体为发动“颜色革命”制造舆论氛围，搜集现政权的错误、弊端，尽量夸大，以激起群众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同时，向民众灌输美国价值观，使人们认同美国的经济政治制度；培植大量非政府组织，全方位培训反对派领导人，抓住政府换届选举或突发事件的时机，通过各种街头政治活动， 达到推翻现政权的目标。美国通过输出民主策动“颜色革命”的这一套理论和实践，就是在西方国家也遭致广泛批评。
一是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应建立在保卫国家核心利益上，而不应追求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指出，布什的“民主化”战略强制输出民主，将会带来复杂局面，引发地区动荡，使美国维护地区稳定的成本不断增加。
二是民主能解决一切问题只是神话，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是因为有共同利益，而不是因为有类似政治体制。美国《国家利益》网络周刊曾发表文章说，共同的民主制度并不足以成为集体行动的基础，认为民主能解决一切问题只会导致灾难。
三是西方民主也有不光彩的一面，美国不应把促进民主作为其外交政策的重点。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曾发表文章指出，西方民主通常也会引发许多问题，甚至可能导致专制。
四是强行输出民主改造世界，是一种具有野蛮性的行为。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发表文章说，20世纪的发展历程证明，一个国家是无法改造世界或简化历史进程的，也不可能通过越境向国外输出制度和文化，轻而易举地实现他国的社会变革。
而从输出民主的实施情况来看，由于任何国家的民主体制都在本土上成长和发展，具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性，因此虽可借鉴经验，却不可照抄照搬。而且，强制移植民主所带来的只能是政党林立、政局动荡、社会分裂和经济倒退。例如，乌克兰在爆发“橙色革命”之后，国内通货膨胀严重，主要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扬，经济面临困境。
从政治法律的角度来看，输出民主、颠覆别国政权的“颜色革命”更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现行国际法关于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一系列明确规定，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事实说明，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极化的条件下，只有尊重世界的多样性，才能保证各国相互尊重、和睦相处、共同发展。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归根到底要由各国人民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和变革，而不能照搬照抄他国，更不允许别国越俎代庖。一个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世界，只能是各种文明相互交汇、相互借鉴，所有国家平等相待、彼此尊重的世界。
“颜色革命”的深层原因与教训（审时度势）
张志洲（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21世纪以来，以前苏联和中东北非地区为核心地带，“颜色革命”跨越欧亚非三大洲，形成了浪潮式运动或连绵不绝的国际政治事件。各国的“颜色革命”大多以美丽的花朵命名，但几乎都结出了令人难以下咽的苦果。
“颜色革命”作为国际政治的逻辑结果，其发生有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颜色革命”是冷战以西方“胜利”方式终结的后续事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取“民主扩展”战略，不仅威逼“非民主国家”或加以和平演变，也伺机推进“民主欠发达国家”的“民主化升级”，以达到西方标准。如果把冷战终结与苏联解体比喻为一次国际政治大地震，那么，连续发生的“颜色革命”，就是不断的余震。
其次，“颜色革命”是以西方制度为圭臬的单一化政治思维的结果。各国国情不同，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发展条件与国际处境甚至矛盾的症结都不同，不存在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单一的政治制度、发展模式与解决矛盾的方案。然而，各国“颜色革命”的发动者都有一个共同的观念基础，就是奉西方制度为圭臬，加以效仿。然而，用西方制度这一张药方，岂能治好各国不同的病症！乌克兰和埃及是其中的典型。两国都是政治长期动荡，腐败不治，经济乏力，民众关切的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
再次，发生“颜色革命”的许多国家确实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积累了许多矛盾，呼唤改革；但另一方面，这些矛盾不是短期之内才形成的，何以突然以“颜色革命”的方式爆发呢？有些被视为“专制独裁”的领导人甚至统治国家几十年了，又何以一夜之间被街头政治所推翻呢？另一方面，何以“颜色革命”的发生呈现为浪潮式运动的“集体现象”？思考这些问题，不可忽视“颜色革命”发生的一个基本背景，就是冷战后加速到来的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使得一国爆发的“颜色革命”具有的“示范效应”被强化，从而容易出现集体联动性。同时，经济全球化使国家间竞争加剧，深化了一国之内原有的矛盾，互联网与新媒体进一步将这种矛盾夸大并进行密集传播，对变革的呼唤往往在极短时间里即可形成较大声势。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几点教训：其一，西方将“非民主国家”和“民主欠发达国家”纳入其定义的民主化轨道的意图，不会轻易放弃。所以，不能只是就事论事看待“颜色革命”，而要从国际政治的体系性变迁来看。其二，各国国情、政情、民情等不同，照搬西方的发展道路与政治制度模式，不仅不能达到社会变革的目的和民主的期望，反而会导致国家的乱局，必须在观念上“去西方化”，破除“西方制度迷信”，而要因地制宜，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与制度模式。其三，要顺应时代潮流，积极主动实行变革，与时俱进，创新治国理政方略。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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