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整个历史时期当中,政治上时分时合,文化上却一直是较为统一的整体。尤其以汉字为载体的书面语通行全境,自秦以降始终如此,避免了西欧语言分化导致文化差异拉大,最终造成永久性政治分隔的局面。
但是,与高度规范统一的汉语书面语相比,汉语口语却要复杂得多。
历史上的普通话
虽然中国历史上跨区域交流以书面为主,但是对口语的标准音也不是全然无视。春秋时期,孔子在教学时就采用当时的标准音“雅言”。而中古时期创作近体诗时更是要严格根据《切韵》系统韵书的规矩,如果在科考中出现错韵是会直接判作不及格的。
后代诗人由于不谙古音押韵很容易出错,如《广韵》中的元韵极易压错,被称作“该死十三元”。
传统上中国向来尊奉中原地区的方言,而中原地区的方言也就一次次地对其他地方进行洗刷。在不少方言现今的读法中还能看出这种历朝历代学习标准音留下的痕迹,如上海话“行”在“行李”中读ghan,“行动”中读yin,后者即受到近古标准音影响的例子。
标准音影响力的大小随时代而有不同,大体上说,在全国政治统一、交流频繁的时代,标准音的影响力就大,甚至可以整体取代地方方言。反之则弱。上古、中古的标准音距离现在已经相当遥远,要说推广国语的历史,明朝是个不错的起点。
明朝从建国开始就颇重视标准音的推广,建国伊始即发布《洪武正韵》,试图设立新的标准,一扫前朝“胡风”。但是《洪武正韵》是一本相当保守的韵书,间杂有吴音影响,并未真正在明朝人的口语中通行过。明朝真正的官话则是一种以读书人口中的南京话为根基的语言。
宋元以来,由于长期的隔离和政治中心变动,中国通行的官话逐渐发展成为南北两支。北系官话主要流行于华北地区,以《蒙古字韵》《中原音韵》为代表,而南系则在南方流行。
两支官话最主要的区别在入声的处理上,北系的入声消失较早,甚至演化为双元音,而南系的入声则仍然保留,如“白”字,北系读bai,南系读baeh,“鹤”北系读hau,南系读hoh,“黑”北系读hei,南系读haeh,“瑟”北系读shy,南系读saeh。此外,两系官话虽然都有翘舌音,如“知”“支”“淄”三字北系分别为zhi、zhy、zhy,后两者同音,而南系则为zhi、zhi、zhy,反倒是前两者同音。
按理说经过元朝的统治,北系应该更占优势。从基本盘来看,华北几乎都是说官话的地方,而东南地区普遍说和官话相差甚大的六种南方方言(吴、闽、客、赣、湘、粤),据明朝西方传教士观察,只有读书人和上流社会使用官话,北系的群众基础远远好于实际使用范围限于南京附近的南系官话。如此看来南系官话覆灭似乎是顺理成章了。
但是南系官话有其独到的优势——保留了入声,因此在保守的文人看来远比北系更适合用来阅读传统的诗词歌赋。明朝作为一个以复古为己任的朝代自然是更钟意南系官话。更为重要的是,明朝对西南地区的开发引入了大批移民,这些移民之间为了交流而采用南系官话,从而让南系官话有了一大片稳固的领地。随着昆曲在士人阶层中的流行,南系官话传播得更加广泛,以至于华北地区也受到了南系官话的影响。
当代的西南官话正是明朝南系官话的后代。
混乱的清朝标准语
进入清朝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官方通行的标准音仍然是以南系官话为基础。但是这种标准音的日子可是越来越不好过了。
清朝开始,东南的读书人逐渐抛弃了官话,转而采用当地方言。清朝成书的《儿女英雄传》中有个非常有趣的片段——
安老爷合他彼此作过揖,便说道:“骥儿承老夫子的春风化雨,遂令小子成名,不惟身受者顶感终身,即愚夫妇也铭佩无既。”只听他打着一口的常州乡谈道:“底样卧,底样卧!”
论这位师老爷平日不是不会撇着京腔说几句官话,不然怎么连邓九公那么个粗豪不过的老头儿,都会说道他有说有笑的,合他说得来呢。此时他大约是一来兢持过当,二来快活非常,不知不觉的乡谈就出来了。只是他这两句话,除了安老爷,满屋里竟没有第二个人懂。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