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朱道来站在了贺子珍面前时，贺子珍仔细地端祥了许久，不禁从眼里溢出大滴大滴的泪水，那是震撼心灵的无比欣喜的眼泪。她用颤抖得走了样的嗓音自语道：“是毛毛，这就是我的毛毛！”稍待片刻，回过神来的贺子珍紧紧握着黄月英的手，深情地说着感谢的话，尔后又向王家珍表示了诚挚的谢意。
让贺子珍再次在心头激起感情的浪潮，是王家珍从黄月英的提包里拿出了那件小袄衫，郑重地交到她手上。贺子珍接过来只看了几秒钟，立即唤起心中的记忆，再一次热泪滚落。这件20年前她在灯下千针万线缝制的小袄衫，忘记得了吗？真没想到，这件小袄衫还能保存到今天，这是证明自己亲生骨肉的最好的物件呀！
这一晚，在贺子珍的坚持下，黄月英与她同睡一床，朱道来的“两个母亲”一直絮语到半夜过后，泪水一次又一次地充盈两个不凡女性的眼窝。
找到了贺子珍儿子毛毛的消息，在上海的有关范围传开了。首先是贺敏学与夫人李立英来了，在看了朱道来并交谈之后，都在内心作出这样的首肯：这孩子很像毛泽东，可能错不了！接连几天，华东局的饶漱石来了，上海市委的陈毅、魏文伯等人也来了。他们在见了朱道来后都与贺敏学有相同的感觉，因而大家都说了祝贺贺子珍找到儿子的话。
贺敏学在这一问题的态度上是谨慎行事的。为了防止这么大的事出现差错，提出应该带毛毛到医院去体检验血，而且亲自把毛毛带到部队的一家大医院。结果化验出来的血型与贺子珍的相同。贺子珍知道这一情况后，心里更加确认朱道来就是她的毛毛。贺敏学一家对朱道来和黄月英、王家珍予以了盛情款待。每到星期天，就要把他们与贺子珍接到家里，设宴招待，表示舅父的情谊。李立英还几次陪他们上街、游公园或看电影。
毛泽东发话
找到毛泽东儿子毛毛，是一件不小的事情，朱道来在贺子珍处的有关情况，都报告到了北京。半个多月后的一天，贺子珍接到华东局转告的中组部通知：要朱道来、黄月英、王家珍同去北京，贺子珍则不要去。
贺子珍心里既兴奋又不安。她一方面知道中组部要道来去北京，也许是毛泽东已知道此事，要认下这个儿子，这可是好事。而另一方面她明白毛毛去了北京，就不会回上海了，今后见面都很难，她是多么希望毛毛留在自己身边呀！这样就能改变她孤独的生活环境。在这矛盾的情形下，还是长期战争年代养成的一切服从组织决定的观念占了上风，想到应该让道来高兴地去北京。晚上，贺子珍给正在北师大读书的女儿娇娇（李敏）写信，让道来带到北京去。信中写到：娇娇，我给你找到了你的亲哥哥，就是我以前给你讲过的那个毛毛，多么不容易呀！毛毛到了北京，你要好好陪他玩，要是去看望你爸爸，你可要陪着去，让你爸爸高兴。
朱道来三人赴北京那天，贺子珍亲自到火车站送行，一直送到上车，在车门口拉着朱道来的手说：“孩子，到了北京后给妈妈来信，见到你爸爸的时候，代我向他问好。”
第二天的下午，朱道来三人被接到了北京大栅栏鲜鱼口的中组部招待所。当晚，中组部的相关领导找朱道来单独谈话，向他询问一些情况。离开时对他提出了几个要求，即对别人不要讲从哪里来，来北京干什么等。
没过几天，娇娇来到招待所，一见到朱道来就亲切地叫“哥哥”。朱道来拿出贺子珍写给她的信，娇娇笑着说：“我早知道了，妈妈另外写信告诉了我。”此后，娇娇在每个星期天都来，带着朱道来和黄月英去参观紫禁城、颐和园等古迹。
朱道来的到来，让不少中央领导知晓并予以关注。首先是周恩来到招待所看望，接着来的有朱德、谢觉哉、董必武等在中央苏区战斗过的老一辈革命家。就是邓颖超、康克清、帅孟奇等老大姐也来了。大家在私下议论说，这个朱道来从长相来说的确像毛泽东，看来是当年的毛毛错不了。他们都对这种情况的出现感到非常高兴，特别是为贺子珍感到庆幸。帅孟奇还把道来接到家里住了好几天。
黄月英与王家珍在北京住了20多天，两人都觉得应该回去，特别是黄月英想念瑞金的家人。这个厚道善良的农家妇女，通过这两个来月的际遇，已经明白朱道来是谁的孩子，暗自在心里感到震惊：原来自己抚养的孩子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呀！既然已经把他抚养长大，现在又把他交给了原本是他父母的人，自己也就可以放心回去了。中组部的有关领导在同意她回乡时，问她有什么要求，黄月英只是淡淡一笑，轻声地说了“没有”两个字。
党和政府是不会忘记这位平凡而心胸宽厚的善良妈妈的。邓颖超、康克清、帅孟奇等大姐都请她吃饭，都在宴席上充满真情地说了感人肺腑的谢言，并以她为典型表达对老区人民的深切谢意。黄月英启程回乡的晚上，中组部有关领导来到招待所，代表组织送给她500元钱（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三匹布和一些农村里少有的日用品，并将物件专门装箱打包。这些钱物代表着党和人民对朱盛苔全家的敬意与谢枕。对于王家珍，中组部也赠送了纪念物品。
黄月英登上火车之前，一直陪同在侧的朱道来哭得满脸泪痕，他紧紧拉住妈妈的手，哽咽着说：“你就是我的亲娘，我会永远记住你和爸爸、兄妹他们！我一定会回来看你们的……”黄月英已经哭成一个泪人，只是有些木然地点头，声音沙哑地回道：“孩子，你好，我们就高兴，有时间就回朱坊，我们想你呐！”在一旁的王家珍被这无比诚挚的亲情深深感动，顿觉一阵心酸，直到列车员一再催促，才狠心地将黄妈妈扶上火车。
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半路上杀出来的“程咬金”，竟然使事情在忽然间变得复杂化了，而且导致了毛毛“定论”的流产。这个搅乱局面的“程咬金”，就是从南京赶过来的中年妇女。她在得知了北京方面的相关情况后，赶到中组部招待所，大哭大闹，说朱道来是她的孩子，不许别人夺走，并扬言要自寻短见。
“南京妈妈”的哭闹，自然要报告到毛泽东那里，是由周恩来报告的。政务院总理怀着小心向毛泽东主席请示，请他做出裁决。
或许毛泽东这天的心情不怎么好，被哭闹事件搅得更受影响，或许有着难以言明的原因，或许他那宽宏博大的胸怀和高尚情操，顾及到不能伤害“南京妈妈”的感情，毛泽东以决断的语气说道：“不要说这件事了！管他是哪个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
毛泽东一语定音，事情无可挽回而嘎然中止。“确认”的事进行不下去，“南京妈妈”也领不走朱道来，朱道来被送到了帅孟奇家里。
朱道来之死
自从1953年7月在北京与朱道来分手之后，王家珍与他一直保持书信联系。两人在共同接触的两三个月当中，建立了兄弟般的感情。王家珍比朱道来小1岁多，故而叫他“道来哥”，对方则亲切地回叫“家珍弟”。使王家珍为之疑惑不解的是，朱道来在北京那么久了，已经那么多的中央领导都说过“道来就是毛毛”的话，但为何没有得到毛泽东的确认，而只让道来一直生活在帅大姐家？王家珍当然无从知晓毛泽东曾经发话的情节。
王家珍从其后的通信中得知，朱道来于当年的9月插班在清华大学附中读书。1957年考取了清华大学，学的是理科。后来他毕了业，分配到一个国防科研单位从事科研工作。再其后，他们的通信越来越少了，以至于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完全中断了联系。
王家珍心里放不下朱道来，多次向原来的地址去信，可是均无回复，“道来哥”音讯全无。他也向中组部去信询问，没有结果。在无处打听的情况下，王家珍想到了黄月英和朱盛苔，于1974年专程来到瑞金朱坊，向朱家打听朱道来的下落。黄月英凄惨而痛心地告诉他：1966年的下半年，“文化大革命”的武斗已经开始，朱道来在南京被打死了！是被什么人打死？她无从得知。已经74岁的老人心情沉痛地讲到：“早晓得这样，我就不让他留在北京，带回到咱们朱坊虽然下力（指种田），总留得到一条命吧。”王家珍心里一片怅然，很想对黄妈妈解释什么，可是觉得满腔的悲情无从说起……
最后的疑问
笔者一向从事党史资料工作。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知道有贺怡为寻找毛毛而遇难，以及江西省民政厅一位干部为贺子珍寻找儿子的事。随着岁月的推移，笔者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基本搞清楚了。并于今年2月，费了一番周折，打听到了王家珍的下落，与其女儿王卫红建立了联系。王家珍今年83岁，居于福州市。多年来卧病在床，处于不可交谈的状况。通过王卫红用笔询问，只落实了他确于1953年在瑞金找到朱道来。至于那个“南京妈妈”是何名字？她的在中央苏区牺牲的丈夫姓甚名谁？朱道来是怎样死于南京等问题，已是难以问及。今年3月初，我赴瑞金进行访查，由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总支书记赖军陪同，来到朱坊访问朱盛苔的后人。在村里向人打听，得知朱盛苔已于1973年病故，黄月英妈妈也在1980年去世。朱家留下的老房子已是无人居住。
我们见到了朱盛苔家的邻居、今年75岁的朱荣发老人。见面后没谈上几句，朱荣发就问：“你们是来了解朱道来的吧。”笔者听后大喜过望：“你知道朱道来？”“我们小时候一起十多年哩。”接下来，按照笔者提出的询问，朱荣发对朱道来的若干情况是这样谈的：
“我比朱道来小3岁。我们是邻居，从懂事起就天天在一起。我在村小读二年级，他已经读五年级了。去学校上学、放学都是一块儿走，有时在路上玩。后来朱道来到叶坪读中学才相处得少些，但早晚还是相见。”
“我们原先并不知道朱道来是捡来的红军后代，直到1953年，来了个女干部把他接走，才晓得他不是朱盛苔的亲生儿子。”
“朱道来像不像毛主席？我记得是有些像，但不是那么很像，因为年轻时的毛主席我并没有见过。记得他被南京女干部接走的那年，他的个头还是挺高的，比盛苔叔的哪个儿子都要高，相貌也很不相同。村上的人都不知道盛苔叔竟然收养了红军大干部的孩子，如果道来真是毛主席的儿子，那更不得了。只可惜那个道来听说死了。”
在告别朱荣发以及朱盛苔的孙媳妇返回瑞金县城的路上，笔者心里依然怀着这样的怅然：围绕在朱道来身上的一些疑团，什么时候有人能够解开？到底能不能解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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