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16日,西北大学1973级历史系历史专业学生毕业留念。后排右六为王岐山。(刘安琴提供)
原标题:青年王岐山:他一直行走在人间正道
西北大学1973级历史系历史专业的同学有一个微信群。2015年3月19日,群里有人发了一则消息:王岐山即将访美,缉拿外逃贪官。有几位同学在消息后点了赞,有人则留言说:“老同学又要发力了。”他们说的“老同学”就是王岐山。群成员刘安琴说:“我们都为有王岐山这样一位同学而感到骄傲。他虽然不在群里,但一有关于他的消息,就会有人分享到群里。”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王岐山当年的小伙伴向《环球人物》记者讲述了他青年时期的风云际会。
知青岁月:能吃苦,有威信
1969年,不到21岁的王岐山到延安插队。春天刚到,知青们就要学着在地里施肥播种。肥料不是化肥,而是生物肥。“牛粪、驴粪、羊粪都有。每天要赶着驴从村里往山上运两次粪,每次都要一个多小时。干粪每袋四五十斤,有点水分就重一点,六七十斤。”当时的大队支书尹治海回忆,赶驴驮粪上山不是件容易的事,山路是崎岖的羊肠小道,一脚踩不稳,就会滑到沟底。大队长韩志厚担心知青们干不了这活。但王岐山说:“我们现在就是康坪村的一员,生产队的活就是大家的活。”韩志厚听了,半开玩笑地说:“你娃娃要是真能送了粪,才算得上是康坪村的一员。”
第一天送粪,知青们将粪袋抬到驴背上,驴刚走两步,粪袋就掉了下来,他们不得不喊住驴,再抬,再赶,再掉……后来王岐山经过观察发现,要想让粪袋不掉下来,必须要将粪袋装瓷实,给驴压力,还要把粪袋放在驴背的正中间,以保持平衡。下午的时候,男知青们在王岐山的带领下,已经能顺利地送粪了。
知青到来后,康坪大队副业和集体经济发展起来,大队的干部和财务工作受到无端猜忌。王岐山建议财务公开,他与大队支书尹治海、村会计高志强一起,核查了村里的农业、副业和知青安家费的开支情况,并没有发现不妥。调查组把各项开支公示,还了生产队干部一个清白。如今在知青窑洞里,还保存着当年王岐山书写的调查记录:“1969年康坪知青安家费每人由公社实发194.00元,共2716.00元。生活费开支1342.19元,医药费71.08元,建窑费 840.00元……总之,康坪知青安家费收支平衡。”右下角是调查组各成员签名,日期为1970年9月8日。
当年在康坪大队插队的北京知青合影,后排右一为王岐山。
大学时代:爱读书,有魄力
1971年,陕西省博物馆(今西安碑林博物馆)从延安的北京知青中招讲解员,23岁的王岐山被录用。和他一批下乡插队,又一起被招到博物馆的吴永琪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他每次半夜起来上厕所,都看到对门的灯还亮着。“有时我就敲敲门说:‘岐山,怎么还不睡呀?’他说:‘我看会书。’有时候他看书看高兴了还念出声来。”吴永琪说,“我们也看书,但我们拼不过他。王岐山在博物馆工作期间,李先念曾来参观。馆里的军代表一撸袖子说:‘这事我来干。’馆里的革委会主任就说:‘你还是全面负责保安,李先念同志还是由岐山来接待。’”
1973年,25岁的王岐山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学习,1976年毕业后回到陕西省博物馆工作。1976年,“四人帮”倒台。各地掀起一场小型政治运动 ——“清理三种人”: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吴永琪回忆,馆长袁仲一老先生也被卷入其中,成为被“清理” 的对象。“袁先生是知名考古学家,被称为‘秦俑之父’,没犯什么错误。他跟我说:‘我不想活了,想自己消灭自己。’我当时是馆里的团支部书记,正在入党,也被莫名其妙地安上‘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罪名。王岐山也被盯上了,但他的心态比我们好,他跟我说:‘你害怕什么呀?!你什么问题都没有,该吃吃,该喝喝。别人整你,你自己还整自己呀!’我把他这话转告给袁先生,后来大家都挺过来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