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与毛泽东（资料图）
本文摘自2003年第2期《党史文苑》，作者晓农，原题为《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八次历史误会（续）》。
林彪三番五次闹着去打游击，彭德怀在东渡黄河问题上过于慎重拖延了时间，毛泽东对此极不高兴。
直罗镇战斗的胜利，进一步坚定了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决心。可是，战斗的硝烟方散，身为红一军团主帅的林彪，却三番五次闹着要去陕西打游击。12月9日，他给毛泽东写信：“我对脱离现任职务改作游击战争已具不移之决心，一周来虽数次向军委请示，而卒未获准，致我非常不安。目前实为脱离部队之惟一良机，故决不因任何故障而改变决心。且准备于不得已时，宁可忍受处分。我很盼望你最后仍赞成我的建议，则不胜欣慰。”继而，于是月12日、15日、18日三次致电中央，力持己见。
作为红军数得着的主将，林彪这么一闹，还真让中央挠头。毛泽东想到近一段时间以来，林彪与彭德怀的关系甚好，便与张闻天联名致电彭德怀，请他出面做林彪的思想工作，打消林去陕南打游击的想法。电报中明确指出：“近日接他许多关于调动去陕南的信及电报，我们认为拿他这样的干部离开主力红军，去做游击战争是不能同意的。”
毛泽东还不放心，于12月21日再给彭德怀去电：“在日本占领华北地区的形势下，陕南游击战争不能把它提到比陕北游击战争更为重要的地位，尤其不能把游击战争提到似乎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地位。（如提出红军的主要干部去做游击战争）这样的提法是不妥的。林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与我们有分歧，中央认为有当说明之必要。”
彭德怀在接连两次接到中央的电报后，是否找林彪做了说服工作，这方面的情况不得而知。只是直到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开过之后，林彪仍旧向中央软磨硬缠，致电中央：“我还在期望中央批准我去陕南打游击。”毛泽东接了电报，颇为恼火，估计彭德怀一定没有找林彪，马上联系到彭德怀对陕北的看法——彭曾在一次会上讲道：“陕北只是小红军的好根据地，不能容纳大的红军，因为经济落后，交通不便。若向南发展要好得多，不过要同东北军打仗。”想到这一点，毛泽东认为不能寄望彭德怀去说服林彪了，决计采取另外的措施。12月29日23时，中央向林彪发出最后通牒：“接电即来中央，讨论你的工作问题，职交左权代理。”
林彪终究顶不住中央的千钧雷霆，于1936年1月4日赶到延安，住了10余天。在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的说服教育下，遂打消了去陕南打游击的念头，回到一军团准备渡河东征。
红军东渡黄河入晋征战的总指挥是彭德怀。彭在拥护中央决定并积极执行的基础上，内心又有两点顾虑：一是怕渡不过黄河，因为这时候的红军包括刘志丹、徐海东两部，加起来才1.3万余人，真是宝贵得很，再也损失不起了；二是渡过黄河后，如果蒋军大举增援，红军能否安全撤回？对于这两点，彭德怀认为“这是一点也不能大意的”。他除了几次复电向中央说明上述顾虑，又亲自带着侦察队伍，携带电台，来到无定河口，在上下游几十里的地方，用了7天时间详细勘察各个渡口的情况。
可是彭德怀不曾料到，他这种以求万无一失的稳重做法，引起毛泽东的极为不满。毛曾带气地对张闻天说：“他（指彭德怀）求绝对保证，我是不能绝对保证的。”
随着时间推移和情况变化，毛泽东对“百团大战”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认为是个操之过急的“运动战”，对彭德怀发动、指挥这一战役的动机有所疑虑。
彭德怀发动和指挥的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的“百团大战”，是在我抗日根据地日见缩小、八路军给养十分困难的情形下组织进行的。当时日军已停止正面进攻，将兵力重点移到华北，对我敌后根据地进行 “三光”为特征的“扫荡”，特别是对晋东南实行“囚笼政策”，使华北根据地的形势极为严峻。可是，日军深入我根据地后，兵力分散，交通线空虚，部分城镇的守备力量薄弱，又形成了对我有利的战机。这些都是促使彭组织这次战役的原因。
“百团大战”持续了3个半月，我方投入105个团20 万兵力，进行大小战斗1,800多次，共毙伤日军20,600余人，伪军5,100余人，生俘日军281人，缴获各种枪支6,000余支，火炮60多门，飞机6架，破坏铁路480公里，公路1,500多公里，拔除日伪据点2,900多个，摧毁了大批伪政权，日寇华北派遣军总部不得不发表公报承认“损失巨大”。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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