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资深记者和北京居民,迈克尔·舒曼见证了近几年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多地利用孔子这块“招牌”的情形。他还目睹了儒家价值观在亚洲各地的各种表现形式,他为《时代》周刊和《华尔街日报》撰写的亚洲报道涉猎广泛。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4月2日报道,不过撰写《孔子和他创造的世界》对舒曼来说可算是一个新的开始,他之前将记者生涯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商业和经济报道上。他在访谈中阐释了他为何写这本书、他对孔子的看法以及这些与共产党有何关联。
“我无法击败这位圣人”
问:你的书开篇就是孔子影响你爱情生活的场景。
答:我妻子是韩裔美国人,尽管我们婚礼的大部分环节都是穿婚纱的标准程序,她还是希望加入传统的韩式仪式,仪式上我们要向她的父母跪拜以示尊重。
不过,跪拜让我觉得很不舒服。作为一个犹太人,受到的教导是,我们应极度自尊,不能在任何人面前弯腰。圣经《以斯帖记》中我们最喜欢的故事之一讲述的是:一个固执的犹太人拒绝向一名傲慢的波斯官员鞠躬,差点儿导致当地的犹太人被杀光。
不过,我妻子十分重视韩式仪式。尽管她可以像任何在美国中西部出生和长大的人那样美国化,但一旦涉及她的父母,她会惊人地恪守儒家传统。在儒学中,尊重父母是最重要的美德之一,而她儿时在家中一直被灌输这种思想。因此当我鼓起勇气表示自己对跪拜感到不舒服时,她回我说:“克服它。”
我认输了,在她父母面前让自己的前额紧贴地板。尽管孔子宣讲自己的学说已是2500年前的事了,但我还是无法击败这位圣人。
问:你的职业生涯是以写文章探讨亚洲的金融和经济问题为基础的。你的上一本书《奇迹》讲述了亚洲小龙经济体的故事。你为何决定写一本有关孔子的畅销历史书呢?
答:由于东亚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成功,该地区的国家,尤其是中国,正成为全球政治、商业和文化领域日益重要的角色。这意味着孔子也变得越发重要。事实上,和西方相比,东亚社会建立在一套截然不同的哲学原则——往深了说即儒家思想——之上。因此,如果西方想要理解崛起的亚洲并与之展开竞争,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孔子。
不过,我认为西方人对这位伟大的圣人知之甚少。他真的应该与耶稣、穆罕默德和佛陀一道,被列入人类文明的创始人,因为他的学说仍影响着近四分之一的人类的生活。我开始认识到,我们对孔子缺乏了解实际上是很危险的。
中国改变对孔子的态度
问:你认为儒学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深刻的体现吗?
答:在中国和东亚的其他地区,儒学仍是生活的一大组成部分。孔子的学说仍影响着家庭关系、对官方的态度和各种形式的人际交往。那些鼓励孩子取得优异的学术成绩的热心“虎妈”无疑都是儒学的残余。
遗憾的是,儒学今天的影响并不总是积极的。歧视妇女——限制了她们参与本地区政府和商业活动的程度——是顽固的儒家社会规范不好的一面。
问:中国年轻人对儒学有多在意?
答: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事关孔子,中国年轻人要学的大概比他们的父母要多得多。在共产党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人学到的有关孔子的东西并不多。在政府不懈地宣传下,他们学到的是,孔子是一个落后的时代的残余,必须将他从社会中清洗出去。
既然现在大家对孔子的态度变得热络起来,有迹象表明研究孔子的活动正在回归。领导人曾鼓励公立学校对中国传统文化展开更多研究。媒体公开讨论儒学。 2010年,描绘孔子生平的一部电影在中国公映。一些年轻人也欣然接纳古老的儒家惯例。在学生参加高考前后去参观孔庙吧,看看十几岁的少年效仿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前辈的做法,在神龛前祈求孔子的帮助。
经济成功让儒学受宠
问:在现代中国,儒学何时最为衰微?什么是使其回归的催化剂?
答:20世纪初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大概处于历史最低点时,改革者把中国社会的种种不幸都怪罪到孔子头上。他们的论点是,孔子的影响力无处不在,以至于抑制了开放的政治氛围,阻碍了资本主义兴起,置妇女于从属地位,导致中国陷入落后境地,只能任西方摆布。如果中国真的要实现现代化,孔子必须离开,中国必须采纳西方的方式。
这种态度导致孔子在东亚的地位出现了急剧变化。儒家教育被西方教育取代。以西方民主理念和马克思主义为本的政权取代儒家政府崭露头角。
但现在大家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受儒学影响的社会——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取得令人瞠目结舌的经济成功,促使人们重新开始欣赏孔子。大家认为他遗留下来的学说的某些方面,比如献身教育和家庭,为东亚的经济成功做出了贡献。
该地区的民众发现大家重新开始欣赏自己的传统。一个亚洲人想要变得时髦不再需要西化。现在的情况是,一种新的、全球文化正在兴起,在这种文化下,西方的精华正与亚洲传统融合成某种可能相当强大的东西。
问:为写这本书作研究时你展开的最有趣的旅行有哪些?
答:我推荐曲阜之行,那儿位于山东省,是孔子的家乡。那儿的孔庙是静肃但动人的建筑奇迹。你还可以参观孔子后裔的老宅和孔子的墓地。常常被人忽视但最近重修的北京孔庙和国子监也值得一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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