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真正的问题,”李觅说,“是她们跳舞的时机,她们音乐的音量,还有她们在居民区跳舞的这一事实。”
近日,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宣布将在全国推出12套广场健身操舞,这一新闻引起了西方媒体的注意。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专门就此撰文,分析了“广场舞”在中国兴盛背后的原因。
“每日晨昏,国家各个公园和广场都会被跳广场舞的“大妈军团”占领,音乐震耳欲聋。对此已经忍无可忍的相关部门发出了一条相关法令,规范限制广场舞行为。”这篇文章这样开头。
文章称,规模庞大的“大妈军团”那些嘈杂的广场舞从今往后要符合12个精心设计的舞蹈套路。不过,体育总局群体司司长刘国永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曾强调,推出12套广场健身操舞只是一种推介和科学引导,并非是强制性地统一。
文章称,新规定的效果还有待观察。可以说无论你走在中国什么地方,在黎明或黄昏时分,你总会发现一群或扭或跳,摇曳身姿的妇女群体,有时人数能够达到几百的规模。他们伴随着庸俗的粤语流行歌、民间音乐、迪斯科舞曲或者当下的热门歌曲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红歌跳舞。舞蹈类似一种体操、社交舞蹈以及自娱自乐式狂欢的混合。
文章这样形容到,无论她们选择的怎样风格的音乐,音量都是震耳欲聋,重低音音响把每一个微小的节奏传到几公里远。
“ 广场舞 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一定程度的紧张,不时有附近居民因愤怒向舞者放狗或者泼水的新闻见诸报端,这让政府感到焦虑。”文章说。
文章援引分析师的话称,这样的纷争标志着在一个迅速变化的社会人群之间的“代沟”。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女性,成长于毛泽东时代的集体主义氛围中,所以现在依旧习惯于公众群体的生活——如在广场、公园和其他空地上跳舞。与他们对立的是一些更年轻、更富有、思想更复杂的年轻人们,他们更习惯于更多的私人空间。他们抱怨说,在自己的公寓被吵到不能够正常的思考。
“这其中最大的冲突是个人自由与集体主义观念,”中南大学一名叫李觅(音)的教师表示,他正在写一本关于广场舞现象的书。“这些女性甚至并不觉得自己给别人带来了麻烦,而年轻人则不能够理解这种集体主义。”
文章称,根据《中国日报》报道,刘国永宣布新规定时表示,“广场舞代表了中国文化的集体主义特点,但现在看来,参与者的过度热情似乎引发了噪音和场地方面的纠纷,带来了不好的影响。,”他说,“所以我们必须用国家标准和规定来引导广场舞。”
他解释说:“12种舞蹈套路被精心设计出来,在未来五个月内600个受过专门训练的教师会被派到全国各地去把他们介绍给普遍称为 大妈 的这些跳舞的妇女”。根据中国中央媒体以及一些学者的统计,她们可能有多达1亿人的数量。
李觅说“这样挺好的,这些大妈习惯于听从政府的安排。她们可能会接受这种指导和学习官方的套路。但他们也可能在网上找到其他喜欢的音乐,然后用来伴舞;会有一个正式的套路也会有非正式的。”
“但真正的问题,”李觅说,“是她们跳舞的时机,她们音乐的音量,还有她们在居民区跳舞的这一事实。”《中国日报》援引文化部官员报道说。现在用来规范这些问题的标准已经成型。
文章称,大妈占领广场的那一时间段反映了农村的生活节奏和作息时间,也许和日益城市化的社会格格不入。2011年在城镇和城市生活的人民数量首次超过了农村地区。
这个问题已经蔓延到整个太平洋地区。2013年,一名中国大妈在纽约的日落公园领导一群人跳广场舞,因其扬声器超过市公共场所45分贝的限制而被逮捕。
“但在中国没有办法有效的控制噪声,”四川外国语大学的张小池教授(音)在一篇学术论文中对这个事件进行分析时说。“如果这样做我们可能就需要把成千上万的大妈给关起来了。”
尽管中国的一些城市已经尝试对广场舞进行限制,但李觅说:“这其实真的很难,这些大妈遍布城市的角角落落。”她指出说:“而且她们把责任归于政府不给他们其他的练习的场地。
“但她们的生活中不能没有广场舞,”她补充道,“在中国女性比男性有更少的机会来表达自己的需求,而这是她们的社交和表达自己的好机会。这种舞不仅仅对身体好,也有利于她们的心理健康,这也是她们应对孤独的良方。”
文章认为,虽然当局决定要解决这个问题,但广场舞不会销声匿迹。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2020中国将有近二千一百万55岁以上的妇女。如果你想要到中国参观,请带上你的耳机。
Peter Ford/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编译 洪璟宁,上海外国语大学iChina媒体工作室为报道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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