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党史文苑》，作者罗军生，原题为《文强的跌宕人生：被改造26年 经历政治上的两极》。
林立衡与文强合影
在中国现代史上，文强算得上是个经历坎坷、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一生，经历了泾渭分明的四个阶段。他的前半生走过了政治上的两极：本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重要干部，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等重大军事实践，还先后担任过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川东特委书记等职务；脱离党组织后又加入了国民党和“军统”，历任“忠义救国军”政治部少将主任、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军统局本部三处处长、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国民党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和代参谋长。他的后半生，先是作为国民党高级战犯在山东益都和济南白滩头、北京的功德林监狱、秦城劳改农场、秦城监狱关押，接受改造长达26年之久；1975年3月19日被特赦后，党和政府给了他很高的荣誉，先后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等职。文强跌宕起伏的一生，浓缩了中国近百年的历史。
先入共产党
文强，号念观，1907年9月19日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书香之家，是文天祥的第23代后裔。他的父亲文振之与孙中山、黄兴、蔡锷是好朋友，接受了许多进步思想。文强从小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在长沙的贵族学校就读。中学时代，文强与毛泽覃是同学，他与毛泽东兄弟接触较多，加之毛家兄弟的母亲文氏与文家有亲戚关系，毛泽东兄弟俩便把文强当成小弟弟看待，感情很好。在这样一个家庭和社会氛围中，文强受到了良好的熏陶，逐渐萌生了革命的思想。1925年6月，文强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沙学生运动。
1925年8月，刚刚中学毕业的文强，满怀救国救民的热望，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与林彪同学。1926年1月，黄埔军校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并且设立了政治科。在入伍生提升为军官生的甄别考试中，文强被录入政治科政治大队第二队学习。不久，文强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邵力子也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为了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势力，制造了“中山舰事件”，紧接着又抛出了“整理党务案”，并首先在黄埔军校“清党”，要求“跨党党员”只保留一个党籍。文强没有退出共产党，而是选择退出了国民党。
北伐战争中，文强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大队当了一名宣传员，进行战地宣传鼓动工作。9月，刚随北伐军到达武汉不久的文强，受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的派遣，随同朱德入川，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朱德任军党代表）党部任组织科长，同时担任以朱德为书记的中共地下支部宣传委员。1927年春，杨森接受朱德的建议，以黄埔军校的蓝本，办起了第二十军军事政治学校，文强被任命为该校学生大队大队长。同年3月，杨森撕下革命的伪装，在第二十军内清党，文强闻风后随同其他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迅速脱离杨部，返回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炮兵营教导员。
在汪精卫发表“七一五反共宣言”后，文强奉命离开武汉，到南昌参加八一起义，任第二十军（贺龙为军长）第三师司令部少校特务连长，党内职务是第三师师委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南昌起义失败后，文强经香港辗转逃到了上海，按中央统一安排，疏散回乡待命。这样，文强潜回长沙老家躲藏了三个月，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28年2月，文强第二次入川寻找党组织，但在重庆、成都都没有接上组织关系。一个偶然的机会，文强在成都公园里碰到了黄埔军校的同学廖宗泽。廖宗泽时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书记，正是他，改变了文强一生的命运。廖宗泽使文强恢复了组织关系，并将他派入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七混合旅第二团（团长是邝继勋，中共党员）开展兵运工作，任该团的支部书记，公开身份则是副营长、手枪大队长、团附等职。一年半后，文强被提升为旅委书记、中共江巴县兵委书记。
1929年底，文强被四川省委派往川东农民革命领袖李家俊领导的万源起义军，任党代表兼城口、万源、宜汉、达县四县行动委员会书记。起义军在四川军阀的重兵围剿下被打散了，无奈之下，文强在陕西境内的一支土匪队伍里混了一段时间，后经巧妙周旋，脱离了这支部队。
1930年10月，文强回到重庆向四川省委汇报工作，遂被省委留下工作，先后担任过省委委员、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
三个月后，四川省委进行改组，文强被派任川东特委书记，管辖23个县。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职务，也是文强在共产党内达到的事业顶峰。然而，文强的人生悲剧就在他担任这个职务的时候发生了。
1931年6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文强在重庆中山公园被捕了，后经党内特工人员营救逃脱。由于此时省委机关搬到了成都，文强冒险到达成都，向时任四川省委代理书记的罗世文如实汇报了整个被捕和出逃经过。罗世文刚从上海接受了新的中央精神归来，正满腔热情地开始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他误解了文强在整个过程的表现，批评文强不该暴露四县游击区的情况，并给予文强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文强申辩无效，一气之下，与时任省委妇女部长的妻子周敦琬一道出川，决定到上海去找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申诉。
等文强夫妇到达上海的时候，正赶上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先后叛变的特大恶性事件，周恩来已被迫切断所有对外联络关系，废止旧的联络方式，并于1931年底潜赴中央苏区。因此，文强夫妇按以往的联络方式和地点，根本无法找到党的关系。这样，他们原想找党中央申诉的出川行动，却成了事实上的脱党。与此同时，四川省委也开除了他们的党籍。至此，文强结束了在中国共产党内奋斗的历史。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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