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预防腐败局原副局长:打字员受贿400余万(图)

崔海容资料图。

　　现在已经有很多禁止性规定，过去30多年，110余项法律法规及政策涉及防止利益冲突内容，中央和国家机关涉及防止利益冲突的规范性文件也有200多个，但刚性罚则和执行力不够，亟待从国家层面实施立法，实现其法治尊严。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预防腐败局原副局长崔海容

　　2014 年2月，国家预防腐败局原专职副局长崔海容，在纪检监察系统工作整整30年后卸任身退。这位曾任中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的反腐干将，不仅查办过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案、首都机场原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培英案、三鹿毒奶粉案等大案要案，也是一位作家和编剧，曾出版《无罪判决》、《专案组长》、《高干病房》等小说，编著过《沉浮》、《绝胜天良》、《大爱无言》等电视剧。

　　今年全国两会，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崔海容继续为制度反腐建言献策。在其就职的2009年，本报曾以《中纪委里查贪官，电视剧中展沉浮》为题对其做过专题报道。时隔6年，这位反腐老将接受南都专访，畅谈他对腐败与反腐败的思考。

　　谈预防腐败

　　诚信体系建设有助于防治腐败

　　南都：行政审批的不透明，是不是留下很多腐败的空间？

　　崔海容：关于推进政务公开，去年两会期间我接受人民网采访，已经谈过。行政许可审批，前些年确实较繁锁，比如房地产项目，从征地到房子盖起来，要盖近百个章子，每个章子加盖过程中都可能存寻租的空间。

　　有个最典型的案例，南方某省会城土地房产部门的一个打字员受贿400余万元。她非官也非吏，审批签章都轮不到她，为何受贿这么多钱？原因是需要到她那里打印材料的人太多，要排队等候。搞房地产的老板不差钱，早一天审批过关，就早一天回收银子。打字员就有了谁先谁后打印的选择权。

　　除了推进政务会公开，推动立法和修法也是我们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南都：你曾经在哪些方面推进过立法与修法？

　　崔海容：比如2011年关于二代身份证的修法，要把生物信息放进去。我们在查案中，有人拥有多个身份证，多本护照。有个案例，其主犯十几次出境澳门赌博，输掉公款3300余万元，出入境记录竟然没有其任何痕迹，澳门赌场却调出其豪赌的录像录音，这是不是很奇怪？在证据面前，其本人才坦白用的是在东北办的假名身份证。

　　从防治腐败和社会管理角度，我们认为身份证实现不可伪性，是最基础并带有根本性的工程。比如财产申报，从提出到探索实施搞了20多年，可从具体案例着眼，一个官员拥有多套房子，而名下只登记一套，剩下的都用假身份登记。再比如银行存款等。10余年前有桩个案，涉案人拒不交代贪污受贿，除铁证之外，其它罪行拒不承认。后来在他的家中查出数百万元巨款，他才承认系不明财产来源。可人出来后，马上串连其所有亲戚，说不明财产是向亲戚们借的，一下列举20来个亲友。由此看出，对于掠夺国家资源，攫取民众财富，挑战法律底线者，虽不属诚信范畴约束的对象，但不管作为个人、单位，还是国家、社会无信而不立。事实证明，建立个体行为记录与责任担当，建立起有独立行为意识到生命终结的信用代码制度，是现代社会管理在付出沉重代价后，经验教训的选择。它是最基础性的建制，就防治腐败而言，是兜底和堵漏的工程。

　　二代身份证实施后，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率先使用，将身份证号码作为个人信用基础号码加入。工商总局把企业黑名单与二代身份证号码绑定等等。现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工程，已在实施推进各部门信息采集的完备，并在推进部分信息共享建制，破解信息孤岛现实。由此，工商部门实施的黑名单如实现信息共享，一个串标伪标的企业，就没有机会在任何地方投标。失信惩戒相关制度与法规，在2012 年底已跟进实施。先从规章行政条例等做起，时机成熟再通过顶层立法确立。一个国家的强大与进步，制度文明渐进是不可或缺的。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