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中午,一回到驻地,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就被记者们围住。今年他并没有获得登上“最高讲坛”,在全体会上发言的机会。
在之前,迟福林曾三次大会发言,分别在2011年、2013年和2014年。三次发言的题目分别是《推进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政府转型》、《以政府改革带动全面改革的突破》和《以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为重点深化全面改革》。
所谓“最高讲坛”,就是在政协全体会或常委会时,登台进行口头发言,即大会发言。尽管发言最长不能超过8分钟,但对于所有政协委员来说,每年三四十个“登台”发言的机会,是他们都希望能够得到的。
要讲哪些内容
政协大会发言分为书面发言和口头发言两种,每年政协全体会议,都会安排两至三次口头发言,每次十几个人。其余没有进行口头发言的,要把书面材料发给参会人员。
2009 年通过、2014年修订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大会发言工作规则》要求,大会发言要“围绕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综合性、全局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和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议政建言,促进党和国家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工作规则还明确,要“通过大会发言,反映群众意愿,维护群众利益,促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新文化记者对近几年大会口头发言进行了梳理,发现在规则之内,委员们的发言涉及的内容很宽泛。
有高屋建瓴式的,如2011年,陈锡文的发言《必须把握农村改革的正确方向》,其身份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也有根治基层的,如2010年,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委员金晏山的发言《我替贫困地区村官说句话》。
口头发言的语言风格也不尽相同,很多时候都是个人风格的体现。2013年,民建中央调研部部长蔡玲在发言时,就用了很多针砭时弊的口语,比如“几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党风政风民风,就看‘一把手’吹啥风”等等,整个发言过程赢得了10多次掌声。
另外,还有8个方面的内容,不能被列入大会发言,涉及党和国家秘密的;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禁止的;委员对其所在组织、单位有关组织事宜和人事安排等方面的意见;进入民事、刑事、行政诉讼或者行政复议、仲裁程序,尚未结案的;为本人或亲属解决个人问题的;宣传、推介作品、产品的;指名举报的;纪检、监察机关或审判、检察机关正在审理的违纪违法问题。
发言契合当时热点
这些大会发言往往言之有物,而且契合当时的社会热点。
比如2009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的第四次全体会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铁道部原副部长、工程院院士孙永福的发言《关于我国重大灾害应急机制建设的建议》,就是跟2008年汶川地震直接相关。
2010 年十一届三次会议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的《促进结构优化调整应充分运用经济手段》和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原副主任宋晓梧的《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都是对宏观经济进行建言。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孙晓华的《充分激发民营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发言则是针对民营经济。
再比如迟福林2013年在大会发言时说,“这些年,一再强调政府职能转变,为什么仍不到位?关键在于,受权力结构不合理的掣肘。”发言中的机构改革、职能转变,暗合政府工作报告部分思路。
从1993年全国政协会议开始,在会场会专门设立部长席,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部部长出席会议,当面听取政协委员建议,成为惯例。
从2000年开始,政协全体会议的委员大会口头发言,一般都会进行电视直播或网络直播,这让委员们的发言被更多的人听到或见到。
另外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开始阶段,政协大会发言是不限时的,但因为有些委员发言时间过长,为了让更多委员有发言的机会,大会发言时间被定在了8分钟。
制度可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前
大会口头发言制度,可以追溯到1949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
著名历史学者傅国涌在《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日记》一书中提到,(1949年9月21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宋庆龄等人依次发言。“竺可祯(桢)日记记下了每个人发言的准确时间,毛泽东18分钟,刘少奇14分,宋庆龄12分,何香凝15分,高岗18分,陈毅 5分,黄炎培11分,李立三16分,赛福鼎连翻译16分,张澜11分,程潜9分,华侨代表84岁老人司徒美堂连翻译13分。 ”
书中还引用了宋云彬在日记中对发言者的评头论足:“讲演词以宋庆龄的最为生辣,毫无八股气,可惜她不会说国语,用一口道地上海话念出来,就没有劲了。陈毅的最简单,也很得体。黄炎培的发言,既不庄严,又不松(生)动,令人生厌。程潜之讲词文句不通,意思也平常,应考末一名矣。宋庆龄讲话时,正雷雨大作,电灯忽灭,幸不久就亮。”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