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前夫唐纳生前对涉及他本人私生活的流言是极为反感的。他曾给好友、老报人夏其言去信写道：“只有小报记者才会把我年轻时那很短的一段私生活紧抓不放，不过是证明他们的卑鄙，下流，黄色，肉麻而已。若是你要去一一声明，更正，抗议，那你就别想再过安静的日子，而且更帮助了他们起宣传和广告的作用。”本文原载2014年4月10日《羊城晚报》，作者贺越明，原题为《有关唐纳往事的未解之谜——兼与叶永烈先生商榷》。
青年时代的唐纳
5年前偶然看到《南方周末》刊出一张照片，是叶剑英接见唐纳，由罗青长等人作陪，使我起意追溯唐纳作为革命者并成为中共特殊战线一员的往事。此后，拙文《唐纳：神秘的身份之谜》（以下简称“拙文”）在广州《同舟共进》杂志2012年10月号刊出，被海内外不少报刊和网站转载，说明这位传奇人物的多彩人生和神秘身份广受关注。过往人们知悉的唐纳，只是一位演员、影评家和报人，加上与江青有过一段分分合合的短暂婚史，埋下了些许绯闻的基因，大多数人都想不到他竟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
一年后，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又在该刊发表了《唐纳的真实身份》一文（编者注：该文后于2013年11月9日刊发于《羊城晚报·博闻周刊》B1版），以他多年前采访所得，证实了拙文的判断并给予唐纳新的历史定位。此文也引起了我对有关唐纳史实中的未解之谜继续探究，并与叶永烈先生商榷的兴趣。
一、何时转型为中共党员地下特工？
叶永烈先生的大作（以下简称“叶文”）中提到，拙文 “对于江青的前夫唐纳的政治身份——是不是中共党员、何时加入中共，进行了认真的考证”。拙文主旨在于确证唐纳乃中共特殊战线上的一员，而考订其中共党员的身份自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比如，拙文提到老报人徐铸成曾亲口告知，唐纳与潘汉年、张建良（华克之）关系密切，在潘领导下工作；引用吴大琨的回忆文章证实，唐纳1948年底离港赴美系受潘汉年派遣，似是“对海外情报工作设点布网的一步棋”。所以，拙文末对那张照片的解读是：“只要稍加思索就会想到，若仅仅是个在法国开餐馆的老华侨，阔别多年回国，怎么可能获得叶剑英这样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的接见，且由国家情报安全机构主管而非侨务部门官员陪见。唐纳 1978年底在北京获得如此规格的礼遇、如此特殊的陪同，使他曾经拥有的神秘身份呼之欲出。”我还得出结论：“有一点应可确定：唐纳曾是一名共产党员，并且是特殊战线上的一员。”对于揭示唐纳罕为人知的神秘身份，上述这些话，已经表述得足够明白了。
事实上，唐纳是中共党员，在我早就不是秘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在上海念中学时，就听大人们私底下闲聊，讲江青早年是电影演员，艺名“蓝苹”，有过一位名叫唐纳的前夫。有位世交老伯还明确说过：“唐纳是地下党员。”这位蒋姓老伯早年曾加入中共，是抗战演剧一队成员，与唐纳关系密切，解放初期担任《解放日报》社总务科长，与时任经理的夏其言为莫逆之交。 1988年春，唐纳前同事、《文汇报》老报人任嘉尧赴法国巴黎，与唐两度会面叙谈后受托为其带回两封信，一给夏其言，另一便是给这位蒋姓老友。唐纳在京、沪两地文化界友朋不少，其政治面目在小圈子内实非秘密，谈不上有“考证”的必要。至于向一般读者介绍其政治身份，则有必要引征资料详尽说明。
唐纳的神秘身份被揭示后，仍有一些未知领域值得继续注意。也就是说，围绕着他的身份及其一生事功，还有若干意涵重要的谜团待解。
据唐纳好友、老报人夏其言回忆，他是在唐纳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的，但他加入中共与唐纳没有关系，他们分属党内不同系统。据《文汇报史略》（文汇出版社，1988年9月版）记载，唐纳约在1946年5月获邀出任《文汇报》总编辑，而非叶文中所说的“副总编辑”。他后在香港《文汇报》也是担任总编辑一职（50年代以前，沪、港两地《文汇报》均采用总主笔负责制，总编辑地位略低，也未设副总编辑职位）。同年冬，夏其言进入该报当记者，他和副总主笔陈虞孙属于中共上海文委系统，两人在报馆内佯装不熟，在外面却几乎天天碰面，还有唐守愚、丁景唐和温崇实等人，负责编辑中共地下刊物《文萃》周刊，后又根据形势需要创办《评论报》。唐纳与夏其言份属好友，在报馆内也被视为一派，但党内各有所属。
拙文中写到唐纳是中共党员之事，是由与唐两度共事的徐铸成在上世纪80年代初撰写的《报海旧闻》“最先揭橥”。按照徐铸成的说法，唐纳应是潘汉年系统的成员，但起自何时何地，颇堪细究。潘汉年是红色特工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最初是上海的文学团体“创造社”成员，加入中共后积极从事左翼文化活动，为中央文委首任书记，并由文化界始而逐渐领导左翼各界团体。他从 1931年起参加中央特科以后，长期负责第一线的情报、统战工作，先后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等要职，在日占区、国统区以及香港设点布线，获取了不少具有战略价值的情报。特殊的经历和丰富的人脉，使潘汉年能够将公开的统战、文化工作与秘密的情报、保卫工作有机结合，并互补。
曾在上海参与左翼影剧活动的唐纳，可能较早结识了潘汉年，并根据他的指示和安排，也从单纯的文化人转型为文化、统战、情报的“三合一”干才，在不同情况下根据需要发挥不同的作用。这个角色转换或工作扩展，似在他进入上海《文汇报》之前，但具体究竟在哪一年，则是一个未解之谜。
二、在法国是否借开餐馆继续情报工作？
可以肯定，与在“红色圣地”延安的党、政、军情报保卫部门受过专门培训的人员有所不同，唐纳不是从参加革命或加入中共时起就从事特殊工作的，也不是专职的情报人员。在日占区和国统区的中共地下党，有不少像他这样后来转型的特工。从另一方面看，唐纳常年在都市生活，有机会周旋于达官贵人之间，又能同洋人打交道。这样的见识和素质，是在革命根据地无法培训出来的，也是一般地下党员所不具备的。也因此，唐纳成为解放前夕派赴海外的最佳人选之一。考订这一事实，不仅关系到唐纳的人生定位，还涉及他当年由港赴美的真正原因。
在香港《文汇报》与唐纳共事过的老报人都知道，他赴美的理由是任该报社驻美国或联合国记者，大家也知晓他当时的女友陈润琼已去美国。同时，又将他不回解放在即的内地归因为躲避前妻。拙文则依据吴大琨的回忆对此提出不同的判断，认为他此举是“公私兼顾”。
拙文写到唐纳当年受潘汉年派遣远赴美国时有所分析： “确实，无论英文水平、社会经验还是交际能力，唐纳都是派往海外最恰当的人选。况且，他还有与已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工作的恋人陈润琼相聚的理由，而陈父又是前国民政府高级外交官。这种家庭背景以及可能产生的人际关系，对在海外立足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这是依据常理的判断，但我认为不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论，否则很容易偏离事实的轨道。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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