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0年的北大荒，知青们被分配到农业连队干农活。有一个团的招待所所长、参谋长和团长，把100多个女知青调去，说是给她们好工作，有吃有喝，结果把她们都强暴了。直到有个高干子弟告到中央，才把这些人枪毙。本文摘自《一百个人的十年》一书，作者冯骥才，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全文如下。
知青
我们，陷阱中的千军万马
1970年·17岁·男/H省农场某团某连知青
第二天醒来一看全傻了——“小镰刀精神万岁！”把大蒜和鞋油搅和一起叫她吃——胡志明小道——如花似玉非常好看的姑娘——怀疑产生了——当时流行的一首《知青歌》——我们是国家的功臣！
1970年5月17日，我们在M市火车站兴冲冲登上列车，奔赴遥远的北大荒。车站上一片连哭带叫，知青从车窗里伸出手，死死抓着站在月台上那些送站的亲人的手臂，直到车轮启动也不撒手，维持秩序的人手执小木棍，使劲打才把他们的手打开，真像生离死别一样！这之中唯有我是另一个样子，我特别兴奋，起劲地敲锣打鼓，拼命喊口号。那时我刚十七岁，浑身带着在红卫兵运动中激发出的热情，脑袋里只有“在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这几个字，其他什么具体的东西也没有，只是一团火热的、膨胀的、闪闪发光的感觉。再加上人在少年时那种离家出走闯一闯的傻乎乎的愿望。一路上兴高采烈，敲敲打打，又喊又叫，列车走了两天两夜，没到站嗓子就没有声音了。
列车在深夜到达农场车站。一开门，漆黑一片，“哗哗”下雨，极冷。我们是从炎热的M市来的，身上还穿着衬衫呢！赶紧从行李包抻出军大衣穿上。下了车，在站台昏暗的灯光里，只见大家一片绿，全都穿上了棉衣，冷雨却“沙沙”打在棉衣上。
我们是给大卡车运往农场的。农场似乎很大，好像没有边儿。他们按照军队的方式，一个连队一个地方。我们的卡车每到一个连队，便下来一些人。我在第×连下车，一同来到这个连队的知青大约有六十人。我们被领到一个很冷很黑的大房子里睡下。由于天黑，什么也没有看见，只觉得满地泥污。太累了，倒下立刻睡着，连梦也没做。
第二天醒来一看，傻了！我们全傻了！
哪里是房子？原来是个极大的老式帐篷，缝缝补补，撒气漏风；帐篷里边也满是烂泥，长长的野草居然从床底下长起来。这就是我们长久的住处了。吃饭要天天踩着烂泥走出一百多米到伙房去，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临来时学校再三叫我们准备高筒靴。一看这情况，几个年岁小的学生就哭了，扭身要回去。但怎么可能回去呢！这大帐篷有两个，每个住三十人，相距五十米。当天夜里，大家躺下，谁也不说话，渐渐就有了哭声。先是女知青哭，后来男知青也哭，最后两个帐篷的哭声连成一片。在这荒凉的野地里，哭声和风声水声一样，谁理你？那时我们才十六七岁呀！
我们大多被分配在“农业连队”干农活儿。这儿的农活儿可不好干。没有排水系统，到了收割时，赶上大雨，地里成了汪洋，机器下不去，割麦子就得用“小镰刀”解决问题。干活儿也是突击式的，天亮时露水一干，马上下去割，因为麦子沾露水不好割，这样一来要干到天黑露水下来时才收工，一天干下来人都快散了。割大豆时就更难了，那是在九月份，地里全是水，夜里结上冰，一脚下去，全是破冰碴子，所以毡袜、皮靴、绒裤全得穿上。但干起活儿来，太阳一晒，上边反而热得穿单褂。上热下凉，那难受劲儿就甭提了。后来许多知青的关节炎、肾炎、风湿病都是这么得的。可那时没人退缩，舆论强有力，懒汉是可耻的！我们的口号是：“小镰刀万岁！”“磨断骨头连着筋！”有时完全可以用机器也偏不用，因为用“小镰刀”才可以“颗粒归仓”，那股子精神真了不起，尤其女孩子们更不容易。农场的老职工大多是转业兵和从山东、四川来的重劳力，根本不懂得照顾女孩子们。女知青们来了例假，不好意思说，照样把双腿插在刺骨的冰水里，默默地忍着干活儿。现在想起来都心疼她们。
至于生活的艰苦，你根本无法想象
举个例子吧。知青得了病才能有资格享受一次“病号饭”。这“病号饭”不过是用豆油、葱花和大盐粒子炝锅，再倒进去开水煮一碗汤面。有一次，只剩下一碗“病号饭”了，两个知青为了争这碗面，一个知青就啐一口唾沫到面里，他想用这办法独吞这碗面，另一个知青马上也啐一口，说：“我不嫌你，咱们就一人一半吧！”这一碗破面汤，不过是让肚子舒服一点吧。
那儿人的饭食一向很粗。一个馒头半斤重，一个包子三两重，一两个月吃一次猪肉；吃猪肉那天——我那时没有照相机，真应该叫你看看那些孩子一张张心花怒放的脸儿！那脸儿才叫漂亮好看呢！没肉吃怎么办？猫肉、兔肉、鸟肉、老鼠肉……有一次，我们的拖拉机压死一条蛇，大伙儿就用小刀把蛇切成一段段的。我在地上找到一个破罐头盒，里边放点水，点着树枝，把蛇肉一块块煮了，那滋味真是鲜美极了。回去讲给伙伴们，人人听了都咽口水。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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