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以后，大概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界限，毛泽东谈论死亡的话题比先前多了起来。对这个问题,他是早都看开了的。其实，关于死亡的话题，毛泽东在50年代后期，就经常提到了。
1958年3月13日，在武汉会见美国的斯特朗、杜波依斯时，得知杜波依斯已经91岁了，特别感慨他还如此灵活，说到自己：虽然我感到自己上了年龄，但依然有精力和体力，每年还可以游游长江。还开玩笑说：你已经91岁了，在另外一个91岁，你将会遇到马克思，也许我会先你而去，那时，我会高兴地把你推荐给马克思。
1958年他还在党的大会上公开讲死亡，说承认辩证法，不赞成死亡不好。死了人也叫喜事，很有道理，如果孔子还活着，在我们会场上，问他多少岁，说2500岁。这就很不好。他还告诉工作人员，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还说，自己死了，你要穿鲜艳的花衣服来参加庆祝会，就说：“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
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毛泽东说：“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所谓有同志有顾虑，是一位元帅在发言时讲道：毛主席还健在，你就这样，毛主席不在了，谁还管得了你。在林彪讲只有毛主席才是大英雄时，毛泽东又插话说：“66岁了，随时准备打交道，准备后事。”
1960年12月26日生日那天，他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写了封信，让他们到河南信阳专区去调查。末了，特别附上一句：“12月26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有67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1961年9月，在武汉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毛泽东明确向外宾谈到了自己的死。尽管是半开玩笑，却也不是信口开河：我设想过，我的死法不外乎五种，被开枪打死，翻车，游泳淹死，让细菌钻死，从飞机上掉下来。
这些说法，不外三类：政治谋害，意外事故，生病。
据吴旭君回忆，1963年12月罗荣桓元帅去世后，毛泽东曾和她谈过自己的死：“在战争中我有好几次都要死了，可我还是没有死。人们都说我命大，可我不信。”
1964年在军队干部会议上，他又说到了自己的死。
三番五次，这些表白，说得何等坦然，洒脱。可以肯定的是，在60年代前期之前，毛泽东虽然已经六、七十岁，由于他特别健康的体魄和过人的精力，虽然屡屡说了死亡话题，但更多的是表达一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生死观，未必有什么现实的针对性，所以语调总是那样的轻松、幽默和自信。
可到“文革”前夕，情况有了些变化。毛泽东谈论这个话题，却有些沉重起来，多少同中国的现实和未来有了联系，至少人们特别注意起这种联系了。
毛泽东的身体状况，那时已然是国内外关注的大事，也是个敏感的话题。
1965年1月9日，在和来访的老朋友斯诺谈话时，斯诺问他中美之间改善关系有没有希望，接着，两人开始了如下对话。
毛泽东：我看有希望，不过需要时间。也许我这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快见上帝了，也许你们有希望。按照辩证法，生命总是有限的。
斯诺：我看主席的身体很健康。
毛泽东：我准备了好多次，就是不死，有什么办法!多少次好像快死了，包括你说的战争中的危险，把我身边的卫士炸死，血溅到我身上，可是炸弹就是没有打到我。
斯诺：在延安时?
毛泽东：好多次。在长征路上也有一次，过了大渡河，遇上飞机轰炸，把我的卫士炸死，这次血倒没有溅到我身上。
……
斯诺：现在中国条件不同了，下一代将怎样?
毛泽东：我也不知道，那是下一代的事。谁知道下一代干些什么事，无非是几种可能：一是把革命继续发展；一是否定革命，干坏事，跟帝国主义讲和，把蒋介石接到大陆上来，……你问我的意见，我当然不希望出现反革命。将来的事由将来的人决定。从长远来看，将来的人要比我们聪明。
斯诺在他的报道中说，毛泽东讲到这里的时候，头深深地往后仰过去，眼睛半开半合，仿佛沉湎到他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去了。那是个别人难以体会的世界，不知多大，不知多深，不知多玄妙。他或许把自己放到了整个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来定位了，于是，说出让斯诺惊讶的话来：从现在起1000年之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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