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史、改革史学者雪珥主题演讲
战略史、改革史学者雪珥在主题演讲中表示，雾霾问题现在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但是只要给予了真正的重视，治理还是很有希望。
他认为，没有必要把现在环保的问题，上纲上线到某种甚至可能和意识形态相关的高度。中国的环境问题并不是一小批人的选择，不是说一小搓人、一小批人就能够把那么大一个环境给破坏了，是我们全民共同的选择。所以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责任。
雪珥从改革史的研究角度提出，在现代化的转型过程当中，随着经济进一步的发展，重现某种程度的环保问题，是一个伴生现象。环保和生态的问题可能是社会转型的一种常态，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以下为发言实录：
雪珥：今天谈雾霾，雾霾会不会散？天下没有不散的雾霾，关键还是什么时候散，在雾霾彻底的散去之前，在座的各位还能活着看到那一天吗？我想还是有希望的，既然在这个会场上咱们花了那么多时间、花了那么多成本来开这个会、来讨论这个话题，说明我们已经在重视了，所以还是非常的有希望。
刚才中邮基金的任泽松给大家讲了未来应该投资的产业，我之前也做过投资，给大家推荐一个，环保。在上两个星期，我在北京有幸陪有关部门的领导去视察了一家非常非常低调的企业，出乎我的意料。他们搞的生物制剂已经可以在沼泽地里种庄稼，可以吃掉海面上漂浮的原油，可以对包括受污染的油砂进行处理，处理之后可以把石油浮在面上，吸出来的石油还能够继续使用，这家企业就在咱们北京。
美国政府邀请这家企业的老板移民美国，并且告诉他只要你开清单你有多少人要带走都能带得走，但这家企业拒绝了，当然他有一个更大的考虑。这个企业不仅是环保产业的企业，他有一些技术已经运用于军队，非常的实用。我想在今后的几年当中，像这样的企业实际上会越来越多，这是我们中国转型的希望所在，也是我们在讨论今天这个雾霾会不会散我们的信心所在。
乾隆时期，人口剧增曾导致自然灾害频繁
其实在历史上，古今中外来看，环保和发展的问题一直是存在的，并不是到了当下才出现这样一个新的问题。从乾隆时代，咱们中国的经济是世界上最大的GDP，达到顶峰状态的时候咱们就面临着非常严重的环保问题。在乾隆盛世的时候中国各方面的自然灾害出现的概率非常高，而这个背后很大的一个推动原因是人口的剧增，中国人口从1亿到2亿花了多少时间？花了78年，从2亿人口到3亿人口花了28年，从3亿人口到道光年左右的4亿人口花了44年，所以中国的人口是剧增的，但当时的粮食亩产根本就跟不上，中国人均的粮食只有400多斤，远远低于汉代时候的900多斤，我们靠什么？一方面靠农业技术的改进，另外一方面靠大规模的拓荒，而大规模的拓荒之后引发了大规模的生态环境的灾难，这就倒过来了制约了中国的粮食生产，所以中国那时候的人口一直维持在4亿左右，再多的话就可能爆发一些新的波动，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平衡。
美国的环保问题也一度非常严峻
同样，在我们经常要提起的美国，在美国现代化的转型过程当中，在美国的发展过程当中，美国的环保问题也是一直非常严峻的。在1930年代，美国的沙尘暴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长达10年的时间美国被沙尘暴所困扰，尤其在1934年的时候，美国爆发了最大规模的沙尘暴，那个沙尘暴的规模有多大？它的宽度、整个幅度是2400公里×1400公里这么一个范围，高度有多少？有3公里高，所以这个在美国历史上是非常著名的“黑沙暴事件”，这个环境的污染直接导致了、促成了或者加剧了美国40年代大萧条的惨状，也是罗斯福总统在搞新政的时期进行改革的重点。所以美国从那个时候开始，从1936年开始，推出了“土壤保护法”，开始大规模的种树，所以到了1936年的时候终于盼来了雨，就像咱们在北京，老是盼着起风，当时的美国老是盼着下雨，只有下雨了美国人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美国如此，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也同样如此，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了。随着北京雾霾的加剧，我们现在把北京的雾霾和伦敦进行对比，伦敦在1952年所爆发的最大的一次雾霾，直接杀了4000多人，比咱们北京要厉害得多了，我看微信圈里面咱们有很多朋友在传，当年伦敦的照片与现在北京的照片相对比，的确非常非常的相似。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欧洲，欧洲咱们经常去旅游，你看见莱茵河现在多么美，但你想想几十年前莱茵河被西方人称为“欧洲的公共厕所”，那个时候住在河边是一场灾难，但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理，莱茵河已经变得非常的美丽。
中国的环境问题，并不是一小撮人破坏的
我为什么讲这些？实际上从我对改革史的研究过程当中来看，可能在现代化的转型过程当中，随着经济进一步的发展，重现某种程度的环保问题，是一个伴生现象，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是必然的，但是从历史统计来看，从统计的角度来看，它这种现象的伴生性还是非常强的。
中国人现在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我们是不是一定会比美国人更聪明，更有智慧，会不会比英国人更有智慧，会不会比我们乾隆时期的我们的前人们更有智慧？未必，我们不要太高看自己。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现在所遭受的生态和环境的问题，我觉得也是我们发展带来的一个伴生的问题，在30多年前有谁会在乎这些。
我记得30多年前我们浙江能够进纺织厂工作，那都是非常好的工作，你都得批条子，都是领导干部的孩子们批了条子才能进去的，后来开始搞改革，大量的办了水泥厂，很多农民都愿意到水泥厂工作，虽然那个污染非常的重，大家也知道那个伤身体，咱们知道纺织厂也是很伤身体的，现在纺织厂再后来的改革当中很多都关、停、并、转了，那些纺织女工都成了弱势群体，当年能够进纺织厂都是很牛的家庭才有可能实现的。这是我们的需求在改变，我们的利益格局在改变，我们大家的身份地位在改变。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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