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晚年曾七次致信毛泽东称反感“文革”(图)

晚年宋庆龄

　　摘要：据何方先生统计，宋庆龄在“文革”期间先后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她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失望。1967年8月、1969 年 11月、1976 年6月，宋庆龄曾三次产生厌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感到怅惘和说不出的苦闷。

　　1948 年12月25日，中共以“陕北权威人士”的名义，提出了43 人的“头等战争罪犯”名单，蒋介石位居第一，孔祥熙名列第九，宋子文排在第十，孙科排名第十三，宋美龄跻身第二十三。中共称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头等战争罪犯“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宋庆龄几乎所有的亲人，即弟弟、妹妹、姐夫、妹夫和大她两岁的孙科，都被列入名单。

　　多位血亲被中共列为战犯，上海居所遭到骚扰，北平又是中山先生病逝之所、宋庆龄的伤心之地。虽然身为国民党左派，面对中共的北上邀请，宋庆龄会答应吗?

　　“倾共”色彩

　　宋庆龄的政治立场是“倾共”而不是“亲共”。这从她1946年7月22日发表的《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可以一探究竟。宋庆龄在这份解放战争时期公开发表有关内战问题的唯一声明中指出，目前的危机不是国共之间谁胜谁败的问题，而是中国人民以及他们的团结解放和生存的问题，因此要解决的不是党派的权利，而是人民的权利。如果国民党为了党派权争而发动内战，就会给中国人民带来“混乱饥饿与破坏”，就会“见到城市和农民被隔绝”，农民就会“拥护给他们土地和减低租税的共产党”，国民党的城市就会得不到原料和粮食，从而发生“已经吞灭了许多城市的通货膨胀，将千百倍可怕于今日”。因而，“国民党不能在这样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孙夫人对目前时局主张》，《人民日报》1946年8月5日。）不难看出，这一声明有着强烈的“倾共”色彩。

　　“倾共”不代表一定要身体力行，宋庆龄久未谋政。针对1949年元旦前后“宋庆龄要出山了”，“孙夫人将在国民政府中就职”的传闻，1949年1月10日，宋庆龄签发《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声明》称：“孙中山夫人今天宣布: 关于她将在政府中就职或担任职责的一些传说，是毫无根据的。孙夫人进一步声明，她正在以全部时间和精力致力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救济工作。她是这个中国福利机构的创始人和主席。”（《孙夫人招待影界商冬赈募款事宜否认将在政府任职》，《申报》1949 年1 月11 日。）

　　上海是宋庆龄的出生之处、眷恋之地，家族和国民党要人多番劝其离开上海，前往台湾或香港，但都无功而返。孙科对宋庆龄不愿离沪解释说:她恋栈上海，我看事出有因，那里有她先人的坟茔，又是她生活熟悉的地方，更是国父当年革命起事的源头。至于她去了共产党那边，至多批评一下党国的政策，未必能有什么惊天之举。再说，她毕竟身份特殊，资望隆高，万一有什么差池，我们不是自找被动吗?

　　但是，擅长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共，通过多方努力，不仅请动了宋庆龄，而且让其成为开国大典上的第四号人物。中共用心之恒、审时之准、度势之精，都是国民党方面无法比拟的。中共成功力邀宋庆龄北上，不仅以“国母”的影响力聚拢了一批彷徨者的人心，而且让民主人士云集的开国大典上有了最耀眼的“一颗星”。

　　婉拒与犹豫

　　1949年2月20日、6月25日，宋美龄两拒毛、周函邀。

　　从1948 年8 月开始，民主人士陆续应邀北上协商召开新政协，共商建国大业。赋闲上海的宋庆龄进入中共视野。

　　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在香港的方方、潘汉年、刘晓：“兹发去毛周致宋电，望由梦醒译成英文并附信，派孙夫人最信任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送去，并当面致意。万一金不能去，可否调现在上海与孙夫人联络的人来港面商。”

　　据称，周恩来在审改电稿时加上：“总之，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转引自《宋庆龄在上海（之一）（1946—1949）》，《人民日报》1990年1月29日〕

　　此时，上海尚未成为中共地盘。中共中央计划先把宋庆龄接到香港，然后同何香凝一起北上。于是，方方、潘汉年、刘晓派具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华克之携带信件秘密去上海安排此行。据华克之回忆：“对于完成这一任务的细节与可能遇到的问题，潘汉年都予以设计，详细介绍，反复交待，要求保证宋庆龄的绝对安全。”华克之到达上海后，通过柳亚子之女、宋庆龄秘书柳无垢将信件转交到宋庆龄手中——

　　庆龄先生：

　　中国革命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经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毛泽东 周恩来

　　（《宋庆龄书信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

　　但是，华克之此行并没有成功，他拿着宋庆龄复周恩来的英文手书悻悻然回港复命。

　　在 2月20日复函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的信中，宋庆龄推却道：“请接受我对你们极友善的来信之深厚的感谢。我非常抱歉，由于有炎症及血压高，正在诊治中，不克即时成行。”“但我的精神是永远随着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二十三年前被阻—— 将于最近将来光荣的完成。”（《宋庆龄书信选集》下）因而，宋庆龄“经长时间考虑，确认一动不如一静” “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见面”，对中共的北上邀请予以婉拒。

　　甫时，宋庆龄对中共还是持观望态度，对政治身份并无期望，而对在上海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则全身投入。她对中共的某些政策不了解，在1949 年1月致王安娜的信中特别提到: 毛泽东无线电广播中“要求杜月笙维护上海的安定”，“要求吴国桢留在他的岗位上”。（《宋庆龄书信集》续编）

　　5月27 日，上海解放，新政协筹备会议召开在即，各民主党派人士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张东荪、周新民等人也纷纷恳请宋北上。6月4 日，宋庆龄复电“自当竭尽驽钝，为国效力。只以病躯急需疗养，暂缓北上，尚冀谅察”。 （《宋庆龄书信选集》下）

　　第一轮邀请无功而返之后，中共派出了党内地位和社会声望都匹配的邓颖超，持毛泽东和周恩来亲笔信南下上海。毛泽东在6月19日的亲笔信中写道——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