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 De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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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月28日“世界男性健康日”之前不久,一项在中国开展的性学新研究的报告公之于众。它用玩笑和同情的语气写成,在互联网上快速传播。
这个主题在中国吸引的注意力不比在其他地方少:至少自20世纪90年代初毛泽东时代的严重压制放松以来,中国就在进行一场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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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名为《性福中国蓝皮书》的报告显示,由于过度劳累和压力过大,中国男人出现了高度阳痿,在数以千计的受访者中,只有略超过半数的人能实现充分勃起。文中将充分勃起形容为“黄瓜”。(相反的状况则为“豆腐”。)
这项研究由中国性学会和两家中国保健刊物发起,受到了出品勃起功能障碍药物万艾可(Viagra)的辉瑞公司提供的支持。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泌尿科医生姜辉是报告的作者之一,在他看来,这项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证据,表明中国男人需要帮助——最好是使用处方药,比如万艾可和希爱力(Cialis)。
在接受电话采访时,姜辉拒绝透露辉瑞公司究竟为这项研究提供了怎样的支持,以及为什么报告中建议把辉瑞的产品作为首选治疗方式。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东亚研究领域的教授张跃宏在电子邮件中表示,用科学术语来说,这份调查由于方法学上的原因,“显著性非常有限”。但从另一个层面上来看,它很有意义。
“这可以当作一个标志,表明大家对该主题的研究一直很感兴趣,” 张跃宏说。他的书作《阳痿的流行:当代中国的男科医学和性欲》(The Impotence Epidemic: Men’s Medicine and Sexual Desire in Contemporary China)将于明年出版。
在张跃宏看来,这种“流行”的主要意义是,随着中国男人变得更愿意寻医问药,性无能问题的可见度提高了。这反映了在当今中国的男性和女性中,欲望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
他说,从这个层面上讲,不同于《性福中国蓝皮书》那充满危机感的语气,“阳痿的流行”实际上可能具有“积极”意义。
“在男科诊所进行的人类学实地调查中,我发现,我们不能肯定,和以前相比,现在患上阳痿的中国男性人数更多,”他说。
“我们确信的反而是,有更多的阳痿男性被鼓励打破沉默,向医生寻求治疗,”他说。“这种趋势反映了如今中国人——无论男女——想要满足性欲的总体倾向。”
在为写书做准备的过程中,张跃宏采访了约350对夫妇,发现了相关心理及生理因素的大量证据。其中一些可以说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我采访的很多男性和女性中,男方性能力的起起落落,可能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有关,”他表示。
饥荒和政治暴力带来的创伤有可能构成问题。在经济改革中失去了有保障的体制内工作,或者为了做成生意,不得不与同事或官员一起过度饮酒或嫖娼,也会产生这种影响。
归根结底,这关乎中国对现代性的追求,张跃宏说。
“在中国历史上,用来指性欲的‘欲’这个字往往含有贬义,”张跃宏写道。
性常常用“色”(欲望)和“淫”(猥亵或淫荡)这样的字眼来表达。在世界各地讲汉语的地区,包括香港和台湾,这些词仍然很常用。
“以前,性快感曾是性行为的一种功用,但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之前,性欲的满足从来没有如此公开合理地受到鼓励,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鼓励就更多了,”他说。“此外,无论是满足性欲本身,还是笼统而言满足个性化的欲望”,对于中国人作为“现代人”的自我存在感来说,“从未如此重要过”。
在姜辉看来,中国男人还是太不愿意寻求帮助。他希望这项调查可以帮助教育人们了解性问题。“人们还是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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