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1898年生，1966年文革开始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最高权力圈子中的第二号人物，1966年8月失去权位，1967年在中共报纸上被称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9年10月被中共中央作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遭到长期囚禁和折磨。1980年2月中共中央为刘少奇平反，并宣布刘少奇已在1969年11月10日死亡。《百年潮》2000年第1期―第2期刊发刘少奇生前贴身卫士贾兰勋所撰写的长文《贴身卫士忆少奇蒙难――写在少奇同志离开我们三十周年的日子里》，以非常视角罕见披露了刘少奇生命的最后时光。以下为全文摘录。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宋庆龄在天安门城楼上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作为一名普通的解放军战士，我从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经历会跟共和国的一位缔造者、国家主席刘少奇联系在一起。6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我走进了中南海。之后，又来到少奇同志身边，成为他的贴身卫士，直到少奇同志含冤被迫害致死。其间，我亲眼目睹了少奇同志从国家主席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的全过程。这段惨痛的岁月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那个特定年代的历史。在少奇同志离开我们三十周年的日子里，我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事实整理成这篇文章，以此来表达我对少奇同志的深深的崇敬和怀念之情。
出访归来
1966年的3月份，根据党中央的安排，少奇同志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回访西亚各国。春节过后不久，我们开始做出访的准备工作。3月8日，我们从北京起飞，先到新疆乌鲁木齐适应气候（因为第一站是访问阿富汗，从这里过去）。整个行程包括阿富汗、缅甸、巴基斯坦（东巴和西巴那时是一个国家，东巴即现在的孟加拉），前前后后一共是40多天。就在这40多天里，国内政治生活发生着变化，成立了以陈伯达为首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加紧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也就是后来有名的《五·一六通知》。
4月中旬，访问最后一站缅甸后，回到昆明。当时少奇同志对光美同志讲，中央叫咱们在这里休息一个礼拜，让外交部的人先回北京。休息一个礼拜以后，咱们转转云南我们的大三线工程试点。
这个计划刚刚安排好，我记得是4月下旬的一天中午，少奇同志吃过饭，又吃了安眠药准备睡觉，突然接到主席的电话。主席要他马上到杭州，出席紧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来不及休整，也没时间细细欣赏春城美丽的风景，我们又随少奇同志从速起程，赶赴杭州。为了保密，飞机停在上海，改乘汽车赴杭州。
在由昆明去杭州的路上，光美同志对我说，我们由国外带回来的水果，到杭州后分别送给常委们尝一尝。另外特别对我说，少奇同志叮嘱要送给彭真同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一份。
到了杭州后，当我往彭真同志处送水果时，谁也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我问警卫局的李树槐副局长，他告诉我：“住在西泠饭店的四层。你去了以后，什么都不要问，看到的也不要对别人讲。”当我到了彭真同志的住处，整个一层楼静静地，没有一个人。我见到彭真同志的卫士孙孝连同志后，他惊奇地对我说：“我的天！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还来这里！”我说：“这水果是从国外带回来的，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叫特意给彭市长送来，请他尝尝。”看他满脸紧张的神态，我放下水果，也没有再说什么话，孙孝连同志忙说：“谢谢了！我不送你了，你自己走吧。”这种情形是以前从没有过的，我非常吃惊，心想太严重了，究竟出了什么事？走下楼来，在回去的路上，我还反复思考李树槐同志对我说的话，一时疑惑不解。
把从国外带回的水果分送常委，体现了少奇同志细腻、真诚的性格特点。特别叮嘱送彭市长一份，也可以看出少奇同志与彭真同志之间一种深厚的革命情谊。但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仅仅在他出国访问几十天的时间里，昔日的战友、工作伙伴一下子竟成了被批判的对象，这恐怕是少奇同志始料不及或者说是深感惊异的。
1966年4月中旬，毛主席在杭州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少奇同志赶到时，会议已接近尾声。杭州会议上主要是批判彭真的所谓反党问题，当时，由陈伯达、康生一伙起草，点名批判彭真同志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已由毛主席修改定稿。后来我们知道，在1966年的3月底，毛主席在上海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时，就已经对由彭真主持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起草、并经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表示不满，批评它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并对北京市委也提出批评，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就在这次杭州会议上，点名批判彭真同志后，决定撤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二月提纲》，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选也初步确定。此后不久，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一伙人以文化革命先锋、旗手的姿态浮出水面，跳到前台，继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呼风唤雨，恣意妄为，制造了一起起骇人听闻的冤案、惨案。以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一批革命领袖、开国元勋，被莫须有的罪名诬陷栽赃，纷纷中箭倒下，惨遭凌辱与迫害，直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就连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也在劫难逃，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巨浪又使多少人失去理性，多少家庭一夜间面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剧。
等我们4月底回到北京，北京的气氛跟以前就大不一样了。主席仍不在北京，少奇同志与周总理、小平同志主持一线工作，这使他不得不处在直接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前沿位置。这一时期，明显感觉少奇同志比以往更加繁忙，召集中央的有关会议，听取一些单位和部门的情况汇报和工作意见，查看、批阅这一时期的各种文件资料，一桩桩，一件件，办公桌上都摞成了小山，本来就缺少规律的饮食和睡眠更显紊乱了。望着少奇同志奔波忙碌而不知疲倦的高大身躯，我们都有点替他吃不消。
作为贴身卫士，我们的主要职责是保卫少奇同志的安全，照顾好他的日常起居。这时，我们只有更细心、更认真地做好本职工作，尽量为他的工作和生活提供方便。比如，少奇同志批阅文件时多用铅笔，我们就及时削好一摞备用。少奇同志工作讲究效率，讲究秩序，只要他一按电铃，我们就迅速进去，送上新的，撤下用过的，不需言语交代。出门开会，我总记着多带几包茶叶，因为少奇同志常常睡眠不够，有时要靠浓茶提神。少奇同志办公有个习惯，即在睡觉前，还要把一部份文件拿到卧室，用相当一段时间继续批阅。值夜班时，我注意到，本来就关得很晚的卧室灯光常常亮到后半夜。
作为主持一线工作的国家主席，由于长期繁重的工作，少奇同志要靠服用大量的安眠药才能入睡，后来仅靠安眠药都不行了。为此，我们也曾想尽办法，最后“发明”了一招――找来一种浓度很高的绍兴米酒，配合安眠药的使用。这个时候，少奇同志晚上都要喝两次，才能保持五六个小时的睡眠。惟一作为调节身心的晚间散步，也不像以前那样雷打不动了。在护卫少奇同志散步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他的脸上时常现出凝重和沉思的神情，脚步也不似从前那么轻快了。少奇同志一贯以稳健沉着着称，但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的那段日子，焦虑烦躁的情绪也不时困扰着他。
1966年5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彭真同志被免职。提交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在5月16日通过时只字未改，这种党内政治生活不民主的现象使少奇同志隐隐有一种不安。而这次会议与以往惯例大不相同的还有，会议情况由康生向远在杭州的毛主席请示汇报，而以前都是由主持会议的少奇同志直接向主席汇报的。一时间，康生等人成为远在外地的主席了解中央工作的重要信息来源。此后，《五·一六通知》的内容和处份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情况也开始在社会上不胫而走。
联想到早在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公开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到后来开始的对“三家村”的大加挞伐，以及对邓拓、吴晗、廖沫沙“反党言论”的定论，人们逐渐感觉到在文化领域正在涌动的波澜，这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序曲。作为中央首长身边的卫士、身处中南海国家中枢所在地，我们和社会上的人们一样，也明显感觉到一场政治风暴来临前的沉闷和紧张。
从这一时期少奇同志主持召开的一些会议、公开场合发表的一些讲话，可以看出，他除了抓紧了解自己出国这一段时间内国内发生的一系列出人意料的变化外，再就是努力按照4月杭州会议和主席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去办，他希望能尽快领悟主席的思想意图并能跟上节拍。但现实的情况则并非向他的良好愿望发展。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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