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反腐风暴口的山西再创新纪录。2005到2006年这一轮反腐和煤焦整治风暴中，所有证照不全的煤矿，基本都办上了合法合规的开采许可证等证照。
原标题：山西“打虎”：十年政商纠葛史
经济观察报记者 宋馥李 赵冰洁 处于反腐风暴口的山西再创新纪录。
8月2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白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而随后，山西省副省长任润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也正接受组织调查。
而此前的8月23日，中央纪委在相隔不到一分钟内连续通报：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山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聂春玉两位省部级官员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省级官员的陆续落马，也使山西成为落马省部级官员最多的省份。中共十八大后山西已经有7名（现任或原任）省部级官员落马，而本届山西省委常委班子中更是有5位常委被拿下。
而山西官场的反腐仍在继续，据报道，吕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明珠于8月26日被有关部门带走，同日被带走的还有至少三名知名富豪。
山西落马“老虎”如此密集或非偶然。过去十年，在以煤炭和能源构筑的山西产业链条中，权力占有支配地位，但制约机制却始终缺位，资本与权力的扭结，最终形成腐败滋生的土壤。如何清理腐败积弊，同时清除腐败高发的权力根源，或许是反腐由治标转向治本的关键所在。
因煤而乱
山西何以成为中国腐败的重灾区？梳理这些腐败案件，会发现一个明显的特征，多数案件都与煤炭产业链条有关：如公安、煤炭、安监、交通等系统的腐败案件。上至省厅干部，下至科长股长，都有可能在以煤炭和相关产业构建的体系中，获得丰厚的“黑金”回报。
有一段时间，在山西流传甚广的段子是，山西某些运管部门的一些执法人员上岗之前会打牌，谁赢了谁就能上岗执法。彼时的山西，谁能上路执法就可以对运煤车罚钱，意味着能获得滚滚的财源。
从2003年到2012年的煤炭黄金十年间，围绕煤炭所产生的腐败也随着煤炭价格的一路走高而逐步升级。2002年初，是煤炭市场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为了激活山西的经济，山西省出台政策，鼓励民间资本入股煤矿，在县乡一级，则鼓励个人承包煤矿经营。
一批私人老板借此机会从政府手中获得了廉价的资源。例如，曾经被媒体称为用白菜价获得煤矿的吕梁巨富邢利斌，以及所谓的山西首富张新明等人，都在早期以相当低廉的价格，从政府手中获得了煤矿开采权。但这一获取的过程，如果考虑当时的煤炭市场行情，其实无可厚非。
而随着煤炭行业形势扭转，山西全省也开始调整政策。2004年，山西全省开始清缴资源税款。其后，国土资源部也出台了煤炭资源有偿使用等一些文件。对于这些煤老板而言，意味着煤矿不能再随意开采，要开采就要先交费。当时，一个储量约700万吨左右的煤矿，每年交的资源税款达800万元。
不过，这是权力强力介入煤矿经营的开始。为了少交钱，有些矿主就会少报资源储量，其中自然就出现了贿赂官员的现象。而对于大多数私营的矿主，清缴资源税款的另一个作用，是产权关系得到基本明确。
这时，煤老板和一些政府官员利益交错。几乎所有的煤矿，都要寻求政府层面的保护，对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和制衡，则使腐败呈现蔓延开来的态势，即使是一个副科级的基层官员，只要是和煤炭有关，便拥有强大的调控权力，其寻租产生的利益，甚至要比处在省委任职的厅局级干部还要大。同时，也可以隐秘地“入干股”、甚至直接经营煤矿，形成“官煤勾结”。
例如，运城市公安局原局长段波在任临汾市公安局副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和执法权力的影响，为新塔矿矿主提供保护，段波占有新塔矿业有限公司50%的股份，个人资产竟达10亿；霍州市公安局原局长庞星明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私开矿矿主充当保护伞，共索取和收受其财物合计595.08万元。
无论是小煤矿作为灰色存在的早期，还是价值日益倍增的后期，私营煤矿必须寻求强有力的保护伞，才能确保正常经营，而各级公安领域的一些官员，就成为重要的同盟。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太原三任公安局长连续落马，一些地方的公安局长也以身试法。
还有一些官员，他们的官职虽不大，但由于处在比较关键的岗位，贪污受贿的数额也令人咋舌。临汾市蒲县煤炭局原局长郝鹏俊，就利用职权开办煤矿获取巨额利益，违规违纪资金高达3.05亿元，分别在北京、海南、临汾等地购置了36处房产，被称为山西煤焦领域反腐“第一案”。
正是这一时间段内，山西不断爆发出矿难安全事故。“带血的煤”，令山西的形象一落千丈。
权力之祸
2005年，出任山西省代省长的于幼军，有感于山西煤焦领域的问题重重，亮起了煤焦反腐的大旗。当时，于幼军曾公开称：非法违法煤矿的存在，是对法律尊严的践踏，是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毒瘤。为什么非法违法采矿行为屡禁不止、屡打不绝？就是因为他们身后有着各种各样的“保护伞”和利益圈。
2005到2006年这一轮反腐和煤焦整治风暴中，所有证照不全的煤矿，基本都办上了合法合规的开采许可证等证照。
不过，在民营煤矿逐步规范的同时，政府权力对煤矿经营的介入却日益直接、日益频繁，山西某山区县的煤老板老康（化名）做过一个梳理，2009年全年，他所经营的煤矿曾接到了来自各级政府的文件共980份；2010年，这个数量是1280份。一年365天，算上周末，平均每天都要接到政府的规范性文件三到四份。这些庞杂的文件，时常相互打架，让经营者无法适从。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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