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钟爱玩桥牌，本文作者王大明从1961年成为邓小平的牌友，除了在“文革”期间受其牵连外，一直是邓小平的搭档。原北京市政协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王大明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还原了牌桌上的邓小平，而能成为邓小平的牌友30年，又需要什么条件呢？本文为王大明口述，汪文庆 刘一丁整理，原载于2009年《文史博览》。
小平同志钟爱桥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他一生和很多人打过桥牌，但相对固定、经常一起打牌的搭档不多，早年一起打得比较多的是万里、吴晗、张致祥，后来比较稳定的搭档是王汉斌、丁关根和王大明（本文作者）。知道这个的人也不少。近年来有一些这方面的文章，有的写得不错，但也有的很不严肃，甚至是胡编乱造，比如说打牌时牌友们故意让着小平同志，小平同志打输了钻桌子。
王大明曾和小平同志警卫秘书张宝忠专门谈起这事，两个人都感叹，文章怎么能这样写呢？老爷子打牌哪钻过桌子啊！实在是太过分了。本文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讲述了这位可敬、可亲的牌友邓小平。
邓小平在打桥牌
“王汉斌干脆就叫大王，你就叫二王”
桥牌是一项高级扑克游戏，现在已经成为风靡世界的体育运动。不过，新中国成立前打桥牌的人很少，据我了解，仅仅局限于高级知识分子当中，比如大学教授、记者、医生、工程师。我是新中国成立前在北平上学的时候学会打桥牌的，主要是从事地下工作的时候用来做掩护。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到北京市委研究室工作，有几个同事，包括王汉斌，也喜欢打桥牌。他们是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学会的。 小平同志是什么时候学会打桥牌的，他从来没有讲过，我也说不太准，听说是1952年他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时候，在四川内江遇到一位朋友教会了他打桥牌。而此前，比如渡江战役的时候，小平同志也经常打牌，不过打的还不是桥牌，是“打百分”之类的。
1961年小平同志到北京顺义农村调查，休息的时候想玩一玩，就让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找人和他打桥牌，刘仁就找了王汉斌，王汉斌就约我一起去。一见面小平同志就问我们的名字，然后就说王汉斌干脆就叫大王，你就叫二王，以后长期就这么叫了。接着我们就坐下来开始打牌我当时就是个北京市委的中层干部，觉得这么大的领导，年纪也挺大的，开始有点儿紧张，可是打着打着就不紧张了。
据我知道，在这之前，小平同志1959年曾摔了一跤，腿断了，没有别的活动就打桥牌。小平同志打桥牌固定的对家是当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主任张致祥，陪他比较多的是万里、吴晗。王汉斌和我去了之后，小平同志就老找我们，开始的时候他的对家还是张致祥。我们跟张致祥也打了一段时间。
后来，铁道部部长吕正操推荐了当时在铁道部工作的丁关根，说他桥牌水平较高。小平同志把他找来，一打，果然如此，所以后来小平同志比较固定的对家是丁关根。
如果来的人不齐，我和王汉斌也跟小平同志打过对家。为了人多一点好轮换，后来又陆续地吸收了北京市委的一些人，但是比我们去的次数都少得多。或者我们有事，或者人不够的时候他们上过场。小平同志牌技是很高的，所以我估计他不太愿意跟牌技差的人打。另外，固定的搭档比较熟了，所以小平同志也愿意我们经常去。当时打牌一般都是在北京养蜂夹道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小平同志、彭真等中央书记处的领导根据大家的意见提议建立的，为党内副部长以上、军队少将以上的领导干部提供一个休息、健身的活动场所，人们习惯称它为“养蜂夹道”。
当时在养蜂夹道看打桥牌的领导干部不少，我们戏称为“歪脖子”。有一些人还很上瘾，本来我都不怎么认识，后来熟了，我记得吕正操、一机部部长赵尔陆等看的时间特别长，一直陪着我们。还有一次，我们正打着呢，周恩来总理来了，找小平同志商量事。周总理就站在我后头，还给我支招，他说的都是内行话，说明他也是会打桥牌的。
打牌的时间大体上是星期三和星期六的晚上，星期天的下午和晚上。星期三和星期六晚上一般是7点开始打到夜里3点。星期天一般是从下午3点打到夜里3点。那个时候小平同志身体特别好，精力一直很充沛，打得很用心。
我们通常要在那里吃一顿晚饭，吃完饭就又坐下来接着打。当时打牌这事是保密的，我不能跟其他人说，到了早上还要按时上班。幸亏那时候年轻力壮还能扛得住，但也挺辛苦的。
1964年，有一次小平同志到东北视察，吴晗、张明义和我陪同。白天小平同志参观，我们跟着他参观，晚上陪他打牌。杨尚昆对小平同志开玩笑说，别人打牌都是三缺一，你是一缺三，我把你这三个都带来了。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之后，有一次小平同志还曾找吴晗、王汉斌和我一起打牌，说明小平同志当时也不太清楚“文化大革命”的内幕。我当时认为“文化大革命”跟我们这些人没关系，如果真要批判吴晗，小平同志怎么还会找他来打牌呢？我完全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中吴晗会被整得那么惨。
1973年，小平同志第二次复出，但我们没敢和他联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叫我们交代阴谋，说我们不是打扑克，我们是“裴多菲俱乐部”。我们和小平同志打牌成了很大的罪状。当时曾在养蜂夹道俱乐部旁观我们打牌的领导，在“文化大革命”中基本上都被打倒了，有关的专案组都找我谈过话，问我在养蜂夹道商量过什么“阴谋”，我说就是打牌，没说过别的事。专案组自然不信，非要我交代，说我不老实。后来我们开玩笑说，俱乐部的主任是万里，邓小平是名誉主任。邓小平当时也没找我们，估计那个时候他也没找过其他人打牌，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批判他的罪状里，也有借打牌搞“裴多菲俱乐部”这一条。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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