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近百万内地居民由广东越境逃往香港。外逃最严重时,习仲勋被委以重任。他给宝安县争取到了发展边防经济的放宽政策,“逃港潮”逐步得到解决,并催生了深圳特区。
守卫监督逃港者的香港警察。
等待被遣返的逃港者。习仲勋被委以重任“看守南大门”时,正是广东偷渡外逃最严重的时候。
1979年2月12日,习仲勋在怀集县考察。习仲勋一上任,就提出到“最乱的农村去”,与逃港者面对面交流。
1980年,习仲勋到深圳考察。左四为习仲勋夫人齐心。逃港潮逐步解决,并催生了我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
尘封多年的历史记忆“大逃港”,出现在了近期央视热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里。
剧中,1976年10月,来自北京、上海和安徽的三个年轻人田源、吴怡茹和刘金锁,相约“扑网”逃港,亦即在夜间伺机从罗湖一带翻过铁丝网进入香港。关键时刻,田源和刘金锁为了找回女孩吴怡茹的口琴,最终两个人都没有逃掉,被抓了起来。
直到“四人帮”被粉碎消息公布后,两人才被放了出来。
另一边厢,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给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打电话,反映民众大规模逃港的情况,希冀中央能拿个主意。叶剑英回复称,现在全国上下是困难重重,百废待兴,中央也是一筹莫愁。
公开历史资料显示,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近百万内地居民由广东越境逃往香港,其中尤以1962年等几个年份的 “逃港潮”规模最大。
“这是我们的政策出了问题。”1977年11月,邓小平视察广州,听到逃港汇报,沉重地说道。
待到1978年4月,刚刚出狱的习仲勋被委以重托“看守南大门”时,正是广东偷渡外逃最严重的时期。他一上任,就提出到“最乱的农村”去,与逃港者开放交流。之后,他得出重要结论:“这些人是外流,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经济搞好了,逃过去的人又会跑回到我们这边来。”
在他的努力下,宝安县争取到了发展边防经济的放宽政策,“逃港潮”逐步得到解决,并催生了我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特区。
2010年,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身为记者的陈秉安出版了《大逃港》一书。陈秉安前后用了22年时间,采访了百余名相关人物,收集了大量资料,生动描述了当年“逃港潮”的背景、过程和影响。
陈秉安喜欢重复一位深圳宝安农民对他说过的一句话:“‘改革开放’这4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
澎湃新闻整理了《大逃港》(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书的部分精彩内容,讲述当年的宝安县从“逃港潮”多年难解到习仲勋推动放宽政策,再到深圳特区萌芽的曲折历程。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