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河
王岐山
今年全国两会上,王岐山与作家二月河曾围绕反腐展开对话。当时,二月河对王岐山说:“没有哪一个时期有我们今天的反腐力度,这恢复了老百姓对于党中央反腐倡廉的信心。我写的书里有雍正的反腐内容,我们可以借鉴历史经验,把古今清廉之士的故事编成教科书。”王岐山特别用“知音”作为回应。《环球人物》杂志刊登对二月河专访文章。摘编如下。
记者:你对王岐山提到了雍正的反腐,雍正有哪些手段值得今天借鉴?
二月河:雍正有四个重要的改革措施,都是和反腐相关的。第一个是摊丁入亩。过去不管是有地的还是要饭的,都要按人头向国家缴纳公共设施资源的使用费。但赤贫阶层没有钱可以上交。于是雍正把这种税摊到地上,你有多少亩地就交多少,没有地就不交。
第二个是官绅一体纳粮。过去当了官就不用纳税,一些平民为了避税,就用口头契约的方式把自己家的地算进官员的地里去。结果往往到了官员的第二代、第三代,就不承认口头契约,形成恶性土地兼并。雍正取消了官员的免税特权,实行官绅一体纳粮。
第三个是火耗归公。过去从地方运送银子到中央,是从县到市到省再到京城,一级一级汇总。基层考虑到银子在路上搬来卸去,会有损耗,出发时就多装一点。运送银子的人返回后,把车缝、船缝扫一扫,两三年下来,收集的碎银子就能炼出十万两,官员管这个叫“火耗”。有了它,官员都不需要去贪污。雍正发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国家已经给各级政府发放了路费,便推行“火耗归公”的改革。
第四个是密折制度。这不是告密,而是官员之间互相监督。什么都可以向雍正汇报,但不入档案。如果很多人都反映某个人不好,雍正就采取行政手段,隐去汇报者的名字,拿着这些材料质问当事人,当事人必须如实交代,不说就交到部里,公事公办。
但是,这些措施都是很累人的。摊丁入亩,需要花大量的精力统计人口和土地;官绅一体纳粮,需要清查官员的土地财产;火耗归公,要一级一级计算耗费掉的银两到底有多少;密折制度,要一本本去看,看完再一个个去质问、去核实、去分析。
记者:雍正这些反腐措施起到了什么作用?
二月河:正面的作用,当然是遏制了腐败,整肃了吏治。但负面作用,尤其是对他自己的负面作用也有。他的密折制度是在整谁呢,放到现在来说,就是各省的省委书记、各市的市委书记,等等。这个改革一出,把天下所有的一把手都得罪了。在那个时代,话语权掌握在官员手上,他们本身是知识分子,还可以养一批知识分子。这些人挨整之后,就组织人写东西,说雍正不是个好东西。而在雍正的反腐工作中受益的赤贫阶层,可能连字也不会写。所以雍正的反腐曾经长期得不到正面评价。
为了弥补官员利益,雍正又出台了官员的养廉银制度,实际上就是现在说的高薪养廉。我和王岐山同志也谈到这个问题:高薪不能养廉。宋代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历史上,宋代的官员工资最高,官员收入是汉代的6倍、清代的10倍,但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我看到过一个资料,包拯的收入折合人民币大约是650万元。650万元只养出一个清廉的包公,更多的是养出高俅、秦桧之徒,养出一帮逼着人们上梁山的贪官污吏。
记者:又累,又没有好名声,反腐看起来就是一项费力又不讨好的工作。
二月河:对。但这项工作对国家至关重要。吏治需要以身作则,雍正首先做到了勤政。同时,他也做到了廉政,自己没有小辫子给人抓,生活起居、衣食住行非常简单。所以说,反腐者自身的表率作用很重要。
记者:从历史上看,特别严厉的反腐手段会不会引发政局动荡?
二月河:不会。历史上,反腐从未停止过,但我从未发现哪一个朝代或团体因为反腐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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