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11月8日，立冬后第二天。前一日西北风大作，寒气骤降，尘埃弥漫，落叶纷飞，至后半夜方息，京城内外，顿时一片萧索气象。一大早，夜色未褪，沿着从宣武门到菜市口的宣外大街上，便已密密麻麻挤满了各色人等，甚至连两旁酒楼茶市里也人头攒动，大伙儿纷纷踩着桌子蹬着椅子，翘首张望。这一天，国家重要领导人、上一届领导核心委任的顾命大臣肃顺将被绑赴菜市口处决，谁也不想错过这一历史时刻！
名士李慈铭身染重病，高卧榻上，听闻押解肃顺之囚车过其门前，于是勉强起身出宅观看，只见“肃顺白服，缚甚急，载以无帷小车。亲属无临送者”。更有甚者，街道两旁路人莫不“交口称快”，“其怨家皆驾车载酒，弛赴西市观之”。待到行刑之际，一直默默无语的肃顺突然开口大骂，据说“其悖逆之声，皆为人臣子者所不忍闻”。并且他一直不肯跪下，迫于无奈，“出红差”的官吏只得用铁柄猛敲肃之双膝，直至其双胫碎折，方才跪地。刽子手趁势手起刀落。
处决肃顺，大快朝中群臣之心。帝师翁心存写道：“所谓恶不积不足以灭身也，可悯可戒。”其子翁同龢也认为肃“种种欺罔跋扈状，真堪发指”。
1861年的初冬，如何揪出了肃顺这只大老虎？
“鹰派”的发迹史
平情而论，肃顺可谓晚清少有的“鹰派人物”。这头猛鹫，拥有两张面孔。
首先，肃顺是位不折不扣的权臣。肃之发迹，很有些因缘际会的味道。肃乃宗室后裔，自然享有诸多特权，一出道便任职于侍卫处。不过，他早年秉性顽劣，“好为狭邪游，惟酒食鹰犬是务”，“严冬，（肃）顺盘辫，反披羊皮褂，牵狗走街头”，终日四处游荡，活脱脱一个“风一样的男子”。也正凭借这貌似不堪的市井经历，使他能“习知京师五城诸坊利弊”，加之其“接人一面，终身能道其形貌；治一案牍，经年能举其词”，故屡破大案，升迁颇速。到咸丰即位，肃已坐到礼部侍郎这样副部级的要位。只是于官场混迹的资本，才干仅占其一，出身、后台、时运也是硬通货。肃顺区区普通宗室一名，既非亲王，亦非郡王，想再往上挪挪窝，实在难如登天。若按常规，再熬上二十载，至多混个正部级退休。
然而，上天却格外给他打开了一扇通往权力巅峰之门。咸丰登基后，一心求治，于是对军机处领导班子做大手术。他先罢黜了误国之臣穆彰阿，接着先后任命赛尚阿、祁寯藻为领班大臣。不过二人俱是守成之臣，难以应对内忧外患之危局。迫不得已，咸丰打破祖制，特命六弟恭亲王奕？入值军机。恭亲王果然出手不凡，很快即令局势为之一新。然而看着老六干得风生水起，咸丰不禁心生猜嫌，害怕奕？坐大成势。一年半后，咸丰找个理由，撤掉老六一切职务，让其回上书房读书深造。继之而起的文庆虽经验丰富，却很快去世，之后的领班大臣无论是彭蕴章还是柏葰，皆谨小慎微之辈，“事上以谄，接下以吝，耆利不学，若出一途，稍有事故，尽为盲痴”。
眼瞅着军机处一干人等很不给力，咸丰只得改弦易辙，转而倚重宗室近支郑亲王端华和怡亲王载垣。可惜咸丰又看走了眼，这两位也绝非济世安邦之才，遇事多无主见。恰好端华是肃顺的同母兄弟，载垣与肃顺也是铁哥们儿。这两位亲王自知汉字水平有限，执政能力不够，而“肃顺习汉文，又多知历史风俗利病，遂合荐其才可大用”，于是联合“荐肃顺入内廷供奉，尤善迎合上旨”，“上稍与论天下事”。得到两位“铁帽子”亲王力挺，肃顺便扶摇直上，进入中枢。三人商议政事，通常是“端华之所为，皆肃顺使之，而载垣又为端华所使”，最终“以肃顺为主谋”。而对于这位“终极谋士”，咸丰也逐渐对其“信任久而益专”，从而形成肃顺独被宠信，端、载二人“听命而已”的特殊情形。
除了获取皇帝信赖，肃顺还积极拉拢大员，延揽人才，发展自身势力。如他力荐陈孚恩出任兵部尚书，扶植杜翰为自己门生，安排匡源、焦佑瀛破格进入军机处，与穆荫来往甚密。同时，肃顺还多方吸纳汉族幕僚。他常说“咱们旗人混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枝笔厉害得很”。于是他对待汉人恭敬有加，但对旗人“睚眦暴戾，如奴隶若”，甚至就连受贿，他也只收旗人不收汉人，搞得整个旗人圈怨声载道。也正秉此原则，肃顺将王闿运、高心夔、郭嵩焘等名流罗致门下，俱为一时之选。
到咸丰九年，一个以肃顺为核心，包括端华、载垣、穆荫、杜翰、陈孚恩、高心夔等重臣名士在内的政治集团基本成型，他们或为心腹，或为羽翼，盘根错节，遍布内外。
变味的“反腐”
其次，肃顺又是位嗜血无情的酷吏。初次面圣时，肃顺曾提出“严禁令、重法纪、锄奸宄”的九字治国方针，此乱世用重典的思路深得咸丰认可。之后掌权，肃顺果然展开了一波声势浩大的“打老虎”运动，不过于反腐背后，却掩盖着其打击政敌、排除异己的真实意图。
彼时清廷中枢，尚有一批立场相对保守且能量甚巨的势力，他们既反对肃顺以严刑峻法重振朝纲，也坚决抵制大规模重用汉臣，其代表人物有柏葰、祁寯藻、彭蕴章、翁心存、周祖培等。依着肃顺刚猛的暴脾气，自然不愿与此辈多做周旋，便借两场“打老虎”行动，将诸位对手一一剪除。
肃顺摆出的“当头炮”乃“戊午科场案”。咸丰八年十月初七，距离当年乡试揭榜尚不足一个月，御史孟传金上书，指出本次乡试存在严重舞弊问题，如旗人平龄，除了会唱两口好皮黄，一无所长，居然高中第七名，事出蹊跷，奏请立案审查。咸丰感到其中定有猫腻，于是命载垣、端华等会审此案。随着调查深入，办案人员发现“应讯办查议者竟有五十本之多”，甚至有一试卷“讹字至三百余”也能中榜。咸丰闻后震怒，将主考官柏葰诸人革职。
与此同时，另一条线索也浮出水面。原来同考官浦安与新考中主事罗鸿绎私下里“交通关节”。于是肃顺建议载、端二王顺藤摸瓜，传讯当事人罗鸿绎。读书人往往骨头软，一经审讯，罗便爆出大料：为了能考中，他曾向兵部侍郎李鹤龄疏通关系，李转而求同考官浦安关照，浦又跟柏葰的门丁靳祥打了招呼。事成后，浦安向柏葰送贽敬银十六两，李鹤龄则向罗鸿绎索要银五百两，其中三百两转交浦安。这显然是一宗腐败窝案。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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