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讲究“盖棺定论”，即人死了之后才能给一个明确合适的评价——立碑刻字就是这一理念的具体体现。当2008 年2月20日浩然溘然长逝之时，人们发现对于浩然的评价却非“盖棺定论”这样简单。有人讥之为江青的“面首”，有相反的“人民作家永垂不朽，浩然千古”的网络热捧，也有“浩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曾春风得意，他也曾亢奋，也曾受宠若惊，多年以后，人们说，他是个农民，有‘局限性’，但不曾作恶，总的来说是个 ‘好人’”这样中性的评价。争论是必然的。浩然已不是他自己了，浩然已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一段历史时期的文化标志的代名词。也就是说，“浩然”这一词汇已经发生了分裂，其“能指”与“所指”已经断裂。我们抛开浩然本人的不可承受之轻从而发现这一现象的文化意义，即其中的农民意识。本文从考察浩然的生平事迹和他的时代给他的影响、浩然的创造和“二十七年文学”以及浩然的农民意识和意义几个方面着手，呈现浩然的“文革”叙事特色。
一 浩然，其人其事
浩然（1932～2008 年），原名梁金广。1932 年生于河北省开滦赵各庄的浩然，生长于矿区的大粪场子，出门就是摊晒或堆积的大粪干儿，弥漫的熏人臭气，也许这些从幼年就植下了浩然原始的泥土情感。浩然自幼父母双亡，仅仅念过三年小学、半年私塾，是个地道的农民。但是，他不甘于在小山村蜗居，是当时的时势使他走出乡村，成为一名革命干部，进而转入文学的殿堂。循着这条道路，1954 年起，浩然先后任《河北日报》记者、北京《俄文友好报》记者、《红旗》杂志编辑。1964 年调到北京市文联，后任作协北京协会主席。其文学作品有1956 年的《喜鹊登枝》，1965 年出版的代表作长篇小说《艳阳天》，1972 年出版的《金光大道》，1974 年宣扬“文革”思想的中篇《西沙儿女》和《百花川》，“文革”后有长篇小说《山情》（又名《男婚女嫁》）、《苍生》，自传体长篇小说《乐土》、《活泉》、《圆梦》三部。“知人论世”是我们的文学传统，正如《孟子·万章下》所说：“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是尚友也。”每个人的创作活动都离不开他的那个时代，作家的创作个性会显现那个时代的讯息，甚至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物。正如鲁迅所说，在阶级社会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是不可能的，“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瞿秋白也指出文艺的阶级性：“事实上，著作家和批评家，有意的无意的反映着某一阶级的生活，因此，也就赞助着某一阶级的斗争。”浩然即是如此。尤其是浩然创作的鼎盛时期（1949～1976 年），“文艺为政治服务”、“政治标准第一”等文艺观念，是那时作家不二的信条。浩然的自我要求就是：“我要努力往高攀登，坚决做一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又红又专的文艺战士！”浩然他自觉地与时代主旋律合拍，造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浩然奇迹”。
不过，正如泰纳所言的“种族”、“环境”、“时代”三因素说，即“有助于产生这个基本的道德状态的，是三个不同的根源——‘种族’、‘环境’和‘时代’”。除了时代对于浩然的文艺历程的作用，其农民身份和农村经历也对其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是根本作用——姑且把此看作是“种族”“环境”因素吧！泰纳《英国文学史序言》中有这样的表述：“我们所谓的种族，是天生的遗传的那种影响，人带着它们来到这个世界，而且它们通常更和身份的气质与结构所含的明显差异相结合。”浩然是个典型的农民作家。他没有受过专业教育，他是由工农兵到文艺工作者的，他作品的惟一主题是农民。农民是他的身份，农村是他的桃花源。农村是他发迹的起点：根正苗红的贫雇农；农村又是他失意的归宿：“文革”之后，浩然一退再退，远离城市，来到三河市，筑起他的“泥土巢”，做起他的“苍生” 文学来。浩然有一种泥土情节，根植于他骨髓的，即他的农民意识。
二 浩然和“二十七年文学”
十七年文学（1949～1966 年）是一个普遍的文学概念，而1966～1976 年的文学习惯上被称为“文革”文学。不过，本文更倾向于采用“二十七年文学”这个概念，这二十七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文革”文学是“十七年文学”延续的结果。本文所指的“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文学”即是二十七年和二十七年文学。
浩然生逢其时，他这七十六年的时光，除了童年的十七年，余下的五十九年几乎都沉寂在这二十七年文学之中。至于“文革”后的寂寞三十二年，可算是那个时代的延续——虽然时代不同了。“在场感”是只有当事人才能感到的。浩然恰是“二十七年文学”的在场者。如果提前三十年，浩然会成为鲁迅先生所倡导的“乡土文学”的一员；如果推后三十年，浩然会是韩少功、贾平凹们“寻根文学”的一员。不过，浩然毕竟是浩然，他恰在这六十年的中间，恰好赶上那个时代。那是个战争笼罩在中国大地上的时代，战争文化心理被明确的作用于文学创作中的时代。其实，早在1942 年，毛泽东就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给共和国的文艺指明了方向。根据战争的需要，毛泽东在讲话中否定了“五四”新文学的启蒙传统，指出了战争文化传统，即以工农兵的需要为文艺的方向。他给知识分子指明了两条途径：
（1）无条件地向工农兵大众学习，为工农兵服务，以大众的思想要求和审美爱好作为自己的工作目标；（2）无条件地投入战争，一切为战争服务。很明显，这两个要求有战时特殊性，应随着共和国的成立而改变。但是，由于战争斗争思维的左右，这一文艺方向一直贯穿于“二十七年文学”。知识分子用二元对立观念表现刚刚过去的战争和新的社会建设生活，浩然这样的工农兵出身的作家也不例外。不过，浩然们更切于表现自己的生活，即工农兵的生活。浩然作为一个工农兵作家，其作品的主旨即是北方农民的二元战争生活。对于自己的文学创作，浩然自己划分为三个时期：“文革”前写短篇小说时，主要作品有《春歌集》、《花果集》；“文革”及其前后创作长篇小说时，有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被边缘化，退居京郊农村时，有作品《山水情》、《晚霞在燃烧》、《乡俗三部曲》。总的来说，浩然的总结是得当的；其后续的创造延续着第三个时期的特色。共和国之初，土改、人民公社化是农民生活的主题，而农民与地主、农民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的冲突与矛盾是斗争的具体表现。浩然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出版于1958 年，叶圣陶先生在《新农村的新面貌》中不无热情地评价：“光就收进集子的十一篇短篇看，已经可以从多方面见到，在被革命唤起的新农村里，人的面貌是怎样的焕然一新，人与人的关系是怎样发生亘古未有变化的。”是的，浩然的确在写“新农村的新面貌”，他必须和“时代颂歌”的步伐相一致。看看他50 年代中期到60 年代初写下的小说的名字即知：《喜鹊登枝》、《苹果要熟了》、《新春曲》、《珍珠》、《蜜月》、《杏花雨》等等。这些过于乐观的名字体现了当时农民的欢乐，也是作家由衷的感悟。这是浩然创作的“颂歌时期”。而长篇小说《艳阳天》的问世，标志其创作进入“战歌时期”。这也是当时阶级斗争的体现。在这则小说里，通过京郊东山坞农村合作社麦收前后的矛盾冲突，热情歌颂的农村合作化的蓬勃发展和大风大浪成长起来的新生力量。不过，小说不可避免地带有特定条件下的政治色彩；人物固然有神，但被政治概念钳制着。这种战歌一直发展，到《西沙儿女》、《百花川》出现了伪现实主义和伪浪漫主义的严重倾向。进入新时期，浩然试图与农民共反思，也有《苍生》之类不错的文本，但是他一直没有跳出农民圈外看农民，即一直没有走出农民意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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