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周恩来与胡耀邦的讣告里都少了哪一条评语?

　　胡耀邦逝世后在他是否可以称做“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问题上，曾经引起一些领导同志的不快。这件事不但同我有关，而且可以说是由我在胡耀邦逝世后提出应该称他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引起的。不知从何时开始，一位曾在中国共产党内担任中央领导工作的人去世后，写生平或悼词的时候都有个写或是不写“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的问题。

　　以前这都默认了，没有引起我的注意。1975年康生病死，悼念的规格很高，在讣告和悼词中写进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周恩来逝世，却由于“四人帮”的反对，不让人们称周恩来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两个人的这个评价，毛泽东都默认了，尤其是对周恩来没有写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家非常不满。我受到关于这两件事的影响，不愿见到对周恩来不公的事在胡耀邦身上重新出现，因而主张称胡耀邦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有这个主张的不止我一个，还有别的同志。如果记得不错的话，我和别的同志的这个看法就是在一个座谈会上讲的，在场的新华社的同志，发了一个《动态清样》。后来传出中央领导同志对我这个意见不接受的消息。

　　1989年4月16日下午3时，李春光在纽约代当时一张华人报纸对我进行电话采访，要我就耀邦逝世发表感想。我问他还向谁进行了电话采访，他告诉我刚刚向邓力群进行了采访。我问邓力群是怎么答复的，李春光告诉我：邓力群在谈话时说他自己同胡耀邦虽然有政见上的分歧，但是胡耀邦的好朋友，对胡耀邦的去世他深感悲痛。我本来不想接受这个采访，听了邓力群是这么回答的，心中一不高兴，就接受了这个电话采访。讲过之后我立即追记我的谈话。当时这个记录是这么二百来字：

　　我和胡耀邦几十年前——将近五十年前都是做青年工作的，真正和他交上朋友是在“批邓”后——1975年到1976年。我们一块儿反对江青，一块儿在“批邓”中受批挨斗。在唐山大地震期间，我到他家中，他概括了我们的友谊，叫“难兄难弟”。第二次，1987年初我们又是一种难兄难弟的友谊。在他下台后，我给他讲了这么几句话：人与人间的关系，可以是同志而非朋友或是朋友而非同志。两人在一个党组织内，彼此有交谊的愿望，才能够是同志又是朋友。我和他是同志加朋友或朋友加同志的关系。我珍视这种同志加朋友的友谊。我觉得真正的同志加朋友的关系应该是真诚的。他的逝世我深深悲痛。

　　说实在的，我对“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称号，本来就没有任何兴趣。那时我替胡耀邦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其实也没有什么意思，只是与有些人一比不服气。既然上面不同意这么写，我也就算了。我对中共中央悼词中说的“胡耀邦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这样的评语也认为可以满意了，不再去计较“伟大”不“伟大”这样的字眼。本来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就应该概括事实说话，才有确切的具体的含义。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一个科学工作，而历史科学的责任，就是要对具体的历史事件作具体的分析。这样做出的结论、做出的判断，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我说过真理是慢性子的巨人，总是会战胜虚假。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再神气活现，总是站不住的。胡耀邦就是胡耀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