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作者:沈国凡,出版:当代中国出版社
当孙维世听到江青与毛泽东结婚的消息时,不由惊住了,呆呆地站在那里,很久都没有回过神来。
她不相信这是事实,可是事实却又让她不得不相信。
在《血祭上海》演出后的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当时延安的文化娱乐极少,这场演出之后江青提出,是不是在延安演出一场京剧,以体现延安文艺界的实力。
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大家的响应,江青自告奋勇地报名演出一段折子戏《苏三起解》。
京剧乃国粹,毛泽东等人都爱看。笔者在撰写《“红灯记”的台前幕后》一书时,曾采访过这部现代京剧的编剧兼导演阿甲的长子符挺军先生,并从他那里借看了阿甲留下的大量资料。阿甲当年在延安的时候曾与江青同台演出过京剧《松花江上》,舞台上以“父女”相称。据阿甲留下的资料所记,毛泽东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时候,应蒋介石之邀观看了一场京剧《法门寺》,回到延安后还与阿甲等人探讨过这部京剧,并谈了国统区的京剧演出与延安的京剧演出各自不同的特点,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京剧的重视与喜爱。
这次演出,很快便传遍了整个延安城,人们都传说那个在话剧《血祭上海》中演“姨太太”的女演员,京剧也唱得好听,动作大方,弄得演出结束了有些观众都不愿走。
这成了延安从没有过的新鲜事。
后来,江青参加了《流寇队长》的演出,扮演日本间谍、破鞋姚二嫂,戏中这个角色被谑称为“大红鞋”。由于江青演得很成功,观众很快又记住了这个角色,相识的人又开玩笑,将她由“姨太太”换成了“大红鞋”。
毛泽东后来观看了此剧,给了很高的评价,称赞此剧为抗日斗争塑造了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可以教育群众。
孙维世和江青这两个年轻美丽的女性,先后从十里洋场的上海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她们在投入时代的革命洪流的同时,在这里也寻找到了各自需要的东西。孙维世找到了自己深深梦想着的温暖的家,有了令人羡慕的父爱与母爱,并立下了献身革命的志向。与纯洁、善良、天真、开朗的孙维世不同的是,早已经历过人生无数波澜与曲折的江青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完成了她人生道路上的巨大转折——恢复了党籍,进了“抗大”和中央党校学习。因为各种文艺演出,成了延安的红色明星,到“鲁艺”担任指导员,并于1938年9月17日,与毛泽东在延安结婚。
孙维世,一个还未满十八岁,与江青、贺子珍都认识的女孩子,能不为这个消息震惊吗?!
遇见孙维世时,江青总是热情地邀请她到家里去做客。
据孙维世的六姨任均回忆:“到延安后,江青老看我们的戏。她那时挺热情,有时在路上碰见,就招呼说:‘任均,有时间到杨家岭来玩儿嘛!’因为平时没有什么接触,心里也并不喜欢她,所以我也就没去过。”
笔者在采访阿甲的儿子符挺军先生时,他回忆说:“一次父亲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见父亲很瘦)让江青送点钱给父亲,让他买吃的增加营养,父亲说‘我要钱没有用’就谢绝了。之后,江青又拿出一瓶药水说:‘这是一种补药叫铜碘,是人家送给主席的,主席转送给你。’父亲收下带了回去,没有问如何服用。当时正是西红柿丰收季节,他的床下堆满了西红柿,听说西红柿也是补品,为了强化补药的效力,父亲一手拿西红柿吃,一手拿硐碘喝,吃喝后睡了一觉,醒来觉得鼻孔发痒,原来是鼻子出血了。”
据任均回忆,当时王一达跟田方、甘学伟、张平、张承宗等人一起在“鲁艺”实验剧团时,剧团曾准备排练俄国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王一达等几个人参加排练,剧团请江青来演女主角卡杰琳娜。大家跟江青一块儿对了好几次词儿,江青也认真领会了剧中人物,差不多可以走舞台了。可是有一天,江青忽然说,毛主席不让她演了。女主角忽然没了,这戏就搁置了。王一达他们就开玩笑地“敲竹杠”,让江青请大家吃顿饭。
任均还提到,“在延安时,大家都说江青脚趾头是六趾,但谁也没见过。不过她穿鞋绝不露脚指头。连她穿的草鞋,都是把鞋的前部打得满满的,再用绳子装饰起来,不露脚指头,还挺好看。”
从这些不难看出,此时的江青非彼时的江青。
有一次江青对孙维世说:“主席总问到你呢,说维世这孩子最近怎么不来了呢?”
孙维世说:“最近太忙呀,总没有时间!”
江青立刻主动邀请她说:“你什么时候有时间了到家里去坐坐。”
孙维世怕江青再没完没了地“邀请”下去,就应付地答应下来,说是等以后有时间了一定去。
就这样,两个人见一次面江青就邀请一次,孙维世也就同样地答应一次,可就是不到毛泽东家的窑洞去。
江青终于明白了,孙维世是在有意地躲着自己,感到非常生气,骂“孙维世人小架子大,现在连主席那儿也不大去了……”
可是,后来有一件事情,却让孙维世骑着马飞冲直奔毛泽东的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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