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四人帮内定的副总理1977年为何用洗厕水自杀

　　核心提示：不久，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直接点了他的名。于会泳当晚一夜未眠。第二天，他找专案组谈话，请求与中央驻文化部工作组组长谈一次话。然而，他得到的答复是：组长工作忙，没有时间和他谈话。于会泳彻底绝望了。

　　本文摘自：《老人报》2014年3月19日A17版，作者：艾英旭，原题为：《曾是“四人帮”拟定的副总理人选》

　　1977年8月28日上午，于会泳在院子里散步时，发现厕所窗外有一只瓶子中盛放着足以使人穿肠烂肚的“来苏水”，便趁看守人员不注意时，将这只瓶子挪到自己经常洗脸的位置。下午，他午睡起来去厕所洗脸刷牙后，将“来苏水”倒入了自己刷牙的杯子中，用湿毛巾捂着带回了自己的房间。入夜，于会泳提笔给母亲、妻子和女儿写下遗书……

　　于会泳有音乐天赋，曾经是优秀的教师、有才华的音乐专家，“文化大革命”后期当上了文化部部长。粉碎“四人帮”后，他被隔离审查，最后自杀。于会泳走的是怎样的人生之路呢？

　　从贫苦少年到音乐专家

　　于会泳1926年6月生于山东乳山县于家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于会泳从小喜爱音乐。读到中学时，因家中贫困，辍学回家，被当地聘为小学教师。1946年9月，他找到中共胶东地区党组织，表达了参加革命的决心，随即被安排到胶东文化协会文艺工作团工作。

　　1949年10月，组织上送于会泳去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音乐专修班进修学习。于会泳很快就掌握了乐理、乐谱、演唱等音乐基础知识，并且学会了作曲。他选择民歌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他所演唱的民歌，生动传神，曲调优美，这引起了院长贺绿汀的注意。

　　1950年9月，经院长贺绿汀举荐，于会泳留在音乐工作团搞创作工作。此时，该学院已更名为中央音乐学院上海分院（后改名为上海音乐学院）。

　　在上海音乐学院期间，于会泳创作了大量作品。他于1963年出版的《民族民间音乐腔词关系研究》一书，有较高水平。依靠这部专著，于会泳得以跻身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专家行列。

　　被江青看中

　　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抓京剧革命。她把《红灯记》剧组调来，在上海演出多场，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上海文艺界许多“笔杆子”纷纷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对《红灯记》进行评论。于会泳也在《文汇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京剧假如要演革命现代戏的话，必须对原来的京剧音乐、唱腔作重大改革。

　　江青对于会泳的文章非常赞赏。有一天，江青问张春桥：“于会泳是个什么人？”张春桥通过上海音乐学院了解了于会泳的经历和表现后，向江青作了汇报。江青一听于会泳是个“根正苗红”的专家，马上提出要见于会泳。第二天，于会泳被通知到锦江饭店小礼堂，说有一位领导同志要和他谈话。于会泳到地方后才知道，原来要见自己的是江青。谈话中，江青当面称赞他，还当着于会泳的面对张春桥说，今后在搞革命现代戏的过程中要重用于会泳同志。江青的话，使于会泳受宠若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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