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文史博览》2008年第4期,原题为:“七千人大会之后的毛泽东与刘少奇”
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毛泽东、周恩来和陈云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共有七千多人,因此这次大会又称“七千人大会”。在会上刘少奇针对大跃进指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令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冲突升级,文革爆发后第二年,即1967年,毛泽东针对刘少奇发表讲话,“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副主任张素华在《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中揭秘这次改变中共历史走向的重大会议。
毛泽东、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主席台
七千人大会之前,因为没有集中地、系统地总结工作,毛刘之间即使有了分歧,也还没有那么明显地表露出来。七千人大会则不同了,中央要如此大规模地在全国县委第一书记以上的干部中进行系统的总结,就必须对出现经济困难的原因、犯错误的原因,对过去几年工作的估量,包括对形势的判断、对“三面红旗”的评价等,要做出一系列的回答。如何解说,解说到什么程度,毛刘之间的分歧自然因七千人大会的召开而凸现出来。当然,会议中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但是毛泽东感受到了。
5年后,1967年2月,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的一段谈话,让人们的目光一下子聚焦在七千人大会。以后,每当人们谈到毛刘之间的分歧,都要引用毛泽东的这段话:“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很显然,这个所谓的“修正主义”指的是刘少奇。
不过笔者发现,毛泽东的这段话是经过人们简化和加工的。他到底是怎么讲的?是这么具体直接吗?通过仔细查阅毛泽东与巴卢库的谈话记录,发现毛泽东其实是这么说的:“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
这里还涉及一个问题,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是不是真讲了这么一段话呢?经过再查阅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讲话的原始记录,结果并没有这样的内容,即使1962年4月下发的毛泽东讲话记录整理稿,也仍然没有这段话。相反,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通篇讲话给人感觉既幽默风趣,又谦虚诚恳,洋溢着比较浓烈的民主气息,流露出他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和谐的亲密气氛!
难道是毛泽东空穴来风?这不太可能!如果考虑1967年2月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颠狂阶段,刘少奇已被认为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毛泽东用1967年的感受来追溯1962年初的事情,显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毛泽东为什么偏偏把反思的目光锁在了七千人大会?为什么把刘少奇要“推翻”他这样一件大事,偏偏追溯到七千人大会,而不是别的什么时候?1967年4月12日,江青说的一句话,应该是解开这个谜团的一把钥匙。江青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时憋了一口气。这至少表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确曾使毛泽东很不高兴。那么,这憋的一口气,是什么气呢?
检讨七千人大会前前后后的情况,有以下几个问题可以探讨。
先从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报告初稿来看,这中间似存在着毛刘之间沟通不够的情况。理由是:报告除了讲三大块之外,其中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讲到什么程度,如何表述,两人之间事先缺乏很好地协调。如对当时的形势如何估计?这是毛泽东十分看重的问题。1961年9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提出,经济形势已经退到谷底,现在是一天天向上升了。也就是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此后他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但刘少奇有着自己的不同看法,所以他主持起草的报告初稿,没有把毛的这句“定调”的话写进报告。毛泽东看后不满意,也就可想而知了。后来经过讨论修改后的报告稿,还是加进了“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的判断,显然,这是按毛泽东的意见在估计形势了。
再如:报告初稿在讲成绩和错误方面,将建国以来12年的成绩一起混着讲了,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没有突出出来单独讲,相反报告讲的缺点错误几乎都是“大跃进”以来的。当然,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问题是,会上有人抓住这一点说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说报告漆黑一团,越看越没劲。从毛泽东最初想拿出三天时间对稿子进行修改,以及后来将稿子直接发给大会讨论的情况判断,他显然也存在着同样的看法-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大跃进”的成绩讲得不够,使人鼓不起劲来。后来经过大会讨论修改的稿子,开始突出“大跃进”以来的成绩,一共讲了12条,缺点错误讲了4条,显然是在努力把成绩讲够方面下了工夫。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