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1992年说了那么多话,现在总该再给中国人留点什么吧?黄琳这样想。可是那几个星期他没有再谈那些话题,他淡淡地回答:“该说的都说过了。”
本文摘自:《平民邓小平》,作者:余玮,出版: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6年12月的一个清晨,邓小平一觉醒来,觉得呼吸不畅。按照过去多年的习惯,他本应走到卫生间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在一个小方桌子边开始吃早餐,有牛奶和鸡蛋。秘书通常在这时进来,把他要用的东西放在办公室里——眼镜、手表、放大镜,还有一摞文件和报纸。他把这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办公室里。他喜欢看地图,喜欢翻字典,有时候看看《史记》或者《资治通鉴》,但他更喜欢看《聊斋》。他喜欢打桥牌、游泳、看人家踢足球,但他最经常的运动是散步。每天上午10点,护士就会进来,提醒他出去散步。可是这个早晨,他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了。咳嗽不止,令他不能呼吸,不能下咽食物,更无法完成他的这些活动。身边的医生已经不能应付这个局面,只好把他送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也叫三○一医院)。
从他的家到三○一医院不过10公里,可是在那一天,这是世界上最漫长的10公里了。“没有想到,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卓琳后来这样说。他的车子经过“神州第一街”北京长安街,一路向西驶去。这是一个非常时刻,可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1997年元旦那天下了小雪,把京城变成一片白色。可是在三○一医院,看不到一点喜庆气氛。邓小平的病房设在院子南端一座小楼的顶层,病榻周围总是站着很多人,还有些医生护士进进出出,但随身医护人员黄琳一直守护在他身边。
当时,中央电视台正在播放一部纪录片。有一阵子,邓小平的精神好一些,可还是看不清楚电视屏幕上那个远远走过来的人是谁。
“那边,走过来的那个,”他问,“是谁啊?”
黄琳笑了:“那个是您啊。您看清楚了吧?”
那个人走近了。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动动嘴角,笑一笑。黄琳告诉他,这部电视片名叫《邓小平》,是中央电视台刚刚拍摄的,有12集呢。他什么也不说,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黄琳知道他耳背,听不见,就俯身靠向他的耳边,把电视里面那些颂扬他的话一句句重复出来,忽然感到这老人的脸上绽出一丝异样的“羞涩”。多年后,黄琳还能记得那个瞬间:“不知道我形容得准确不准确,就是被表扬以后不好意思的那种感觉。”
谁也没有想到,从那以后,邓小平的病情越来越重。邓小平从早到晚陷在疾病的折磨中,难得有这样的表情露出来。黄琳曾见过这样的病,那是很折磨人的,有些人会呻吟,有些人会叫喊,可是“他是个非常坚强的人”。黄琳说,“我能体会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但一声不吭。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他很平静。”他有时候昏昏沉沉地睡着,有时候异常清醒,还是不说话——他已经不再评价别人,也不再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黄琳觉得他一定明白自己已经病入膏肓,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他在1992年说了那么多话,现在总该再给中国人留点什么吧?黄琳这样想。可是那几个星期他没有再谈那些话题,他淡淡地回答:“该说的都说过了。”
除夕夜,邓小平的病情虽较重但较为平稳,营养室主任侯生伟和炊事员做了几个菜,煮好了饺子,拿到三楼餐厅,与邓小平身边的医护人员、工作人员一起吃年饭。他们中有将军,也有战士、服务人员。饭桌上,大家发自内心地祝愿:“祝小平同志早日康复!”
除旧迎新之际,警卫战士们写了一副对联贴在门上,上联是“同吃同住同欢乐同在一个空间”,下联是“爱国爱家爱事业共为一个心愿”,横批是“一切为了首长”。这副对联既是警卫战士的心声,也表达了小平身边全体工作人员的心愿。是啊,全国人民也都盼着小平同志的病情逐渐缓解,身体一天天好起来。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