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老人报》2014年2月19日18版,作者:佚名,原题为《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泄露了国家机密?》
“文化大革命”中期,也就是1972年,发生了“江青与《红都女皇》”事件,当时北京街谈巷议,无人不知,在全国甚至国外也广有传闻。当时的传说是,毛泽东看了由香港出版的一本《红都女皇》,大发脾气,批评了江青,而江青就此“失宠”,这完全是误传。张颖曾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见证过当年曾闹得沸沸扬扬的这一事件。她的讲述,有助于澄清某些史实。
《江青同志》八十年代初才出版
传闻中的“《红都女皇》事件”,起始于1972年8月。当时有一个美国妇女代表团访问中国,成员中有一位在纽约州立宾翰顿大学教授中国现代史的副教授,名叫洛克珊·维特克,要求在中国会见江青。江青闻讯后很感兴趣,随即会见了她,并在会见中希望维特克夫人能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书,以便把自己介绍给美国人民,维特克夫人欣然应允。此后,江青还带着许多助手,先是在北京,后来又到广州,与维特克夫人多次长谈,谈话的时间累计长达60多个小时。
维特克夫人回到美国以后,曾多次发表了有关江青或中国问题的谈话,但因等待中方交给自己谈话的英译稿,所以并没有立即动笔写书。1976年10月中国粉碎“四人帮”后,维特克夫人估计这份英译稿不会再给她了,于是找出当年自己的速记稿,整理成一本书。这本书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一说是1977 年)才用英文在美国出版,名为《江青同志》。
在“文革”尘埃落定之后,如今人们已对过往的历史烟云失去了好奇心,何况有关江青的书籍也早已数不胜数,已经不能再吊起读者的胃口,所以,这本《红都女皇——江青同志》似乎就冷清了许多。
1975年,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被提起,并且越闹越离奇。其实,《红都女皇》与《江青同志》或《红都女皇——江青同志》是两本根本不同的书,很多人错把两本书误认为是一本书。张颖说:“维特克的这本书与‘《红都女皇》事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但直至如今关于这件事仍然是非颠倒,有些人甚至造谣生事,这令我始料未及。”
谈话是否泄露了党和国家的机密?
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要说有不妥的内容可以,但说她泄露了党和国家的机密则言过其实。其实,当初一些参加谈话的中方接待人员(如张颖等),之所以很快就对江青谈话的内容表示出惊讶和不满,甚至马上反映给周恩来,主要是因为江青在谈话中涉及到了毛泽东的婚姻和家庭,这些也可以称为是领袖的隐私。张颖回忆,那时她“深感惊讶,本能地感到不妥”,“至于对其他内容并没有在意,更没有什么觉察到泄露了党和国家机密一说”。
“文革”结束后,1976年10月12日,华国锋在一次讲话中历数江青的罪状,也提到了她与维特克夫人的讲话,说江青“贬低主席,内容下流”。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
为了挽回影响,当时有关方面的措施,主要就是索回记录稿。华国锋在那次讲话中回忆说:记录稿,“‘四人帮’逼着外交部交出,特别是王洪文主持工作,他亲自写信,找乔冠华把材料要回来。后来中央决定,我们花多少钱也要把这本书的版权买回来”。
这又涉及到了那本名为《红都女皇》的书了。张颖则回忆说: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虽然很不得体,影响很坏,不过,因为记录稿没有流传出去,并未立即产生风波。只是后来《红都女皇》的出版,这才成为导火线,讲话和书被联系起来,以至让毛泽东震怒”,等等。此后,“可能在很小的范围,比如毛、周、江之间,有过内部处理”。
这就是“《红都女皇》事件”发生后,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当时中央处理这一事件的过程,至于更加具体的所谓“内部处理”的内容,我们现在依然所知甚微。
至于江青谈话中的不妥方面,甚至是机密的内容,大概就是江青还讲了贺子珍的一些话,如说毛泽东同她的分离是“她要求离婚的”,“在中央苏区时他们就已分居一年半了”,贺“非常固执,她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不关心毛主席”,等等。关于她自己,江青也说了一些自己从前的绯闻。此外,就是说了关于批判《武训传》,乃至闲话《红楼梦》等。上述内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显然是不妥的,至于是否构成了机密,恐怕还谈不到。
后来在追查谣言中,曾问那位香港女作家写《红都女皇》的资料是从何而来。从张颖提供的情况看,可以排除掉接待维特克夫人的工作人员泄露的可能性。现在有人联想:这或许是当时江青的对手所为,即他们借此向江青发难,以及借毛泽东之威打压江青的嚣张气焰。
当然,以上皆是揣测,或许也不妨被认为是当年追查“政治谣言”的一个背景说明,至于它与历史事实相去的远近,则非笔者所能判定,故存而不论。 (据《党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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