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以来，西方对西藏、新疆的干涉从未停止过，即使中国改革开放后西方对华关系总体向积极方向发展，这种干涉也仍未放弃，在特定条件下还会突然强化，造成双方关系在一定时期内停滞、倒退。这固然给中国制造了麻烦，但给西方自己带来的损害也不小。那么为什么西方至今不肯或不能放弃这种损人又不利己的行为呢？
帝国主义政治的延续
“西藏独立”和“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这两个分裂中国的概念，都不是中国本土产生的，而是伴随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从外国输入的。
1888 年、1904年英国以被其殖民统治的印度为基地，两次发起侵略中国西藏的战争。在1913-1914年“西姆拉会议”上，英国非法制造“麦克马洪线”，胁迫、利诱西藏少数上层承认英国对西藏9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占领。在这个过程中，英国把中国对西藏只拥有“宗主权”、“西藏有独立的权利”等虚假概念输入了西藏少数上层头脑。对于新疆，英国在同沙俄的争夺中，一直梦想将天山南麓广大地域划入自己势力范围，蚕食中国领土，无理干涉中国内政，非法取得驻军权。
早在十九世纪阿古柏入侵新疆时期，英国就给予大量经费和枪械支持，并与阿古柏签定瓜分新疆领土的条约，英国同时获得在喀什设立领事、通商、驻使等特权。 1933年在英国驻喀什领事参与下，分裂势力第一次在新疆打出“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旗号并建立政权，鼓吹“一切操突厥语的民族和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国家”，英国又给予大量经费、枪械和兵力支持。原本产生于中亚的“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及其结合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 思潮，由此在新疆扩散并祸害各族人民。
新中国成立后，“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又成为西方牵制乃至分裂中国的重要抓手。美国先是怂恿西藏上层拒绝谈判，并向西藏转输武器弹药，设置军事电台，企图武力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继而从1954年起由中央情报局在美国本土大批训练“藏独”武装特务并派遣回藏区策动叛乱，对中国发动“秘密战争”。1959年达赖集团全面武装叛乱失败后，中情局引导达赖残余力量流亡印度，公开打出“西藏独立”旗号，并支持其对西藏进行长期武装袭扰。从那时到现在，美国一直是达赖集团最大政治后台和金主，而达赖集团则一直充当美国搞乱西藏的打手和在中国版图上制造裂纹的楔子。
二战结束后，美国开始将目光瞄向新疆，设置领事馆，从事间谍活动，拉拢支持有反共倾向的新疆上层人物。新疆即将解放之际，美国领事馆召集各路反共势力制定“独立建国”行动预案，支持乌斯满匪帮与人民解放军作战。“9·11事件”后，美国以反恐为名进入中亚地区，对新疆分裂势力的支持也由幕后转到前台。由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一批学者2003年完成的“新疆工程”课题，否定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中国政府造福新疆各族人民的各项政策横加攻击，挑拨新疆民族关系，甚至为分裂主义和暴力恐怖活动张目。美国虽然也看到“东突”组织与“基地”组织、塔利班组织之间的紧密联系及对美国自身安全构成的威胁，但同时又把“东突”视为干涉中国内政并向中国政府持续施压的可利用力量，对“东突”反对中国政府、破坏新疆稳定的行为大开方便之门，将中国政府反恐维稳措施统统指为“压制维吾尔人的政治权利”、“压制宗教自由”等等。
在西方支持下，2004 年多个“东突”组织在德国慕尼黑合并成立“世界维吾尔大会”，“世维会”各分支机构及传媒中心主要分布于西方国家。2006年美国又在热比娅“保外就医” 后安排其定居美国，充当“世维会”主席，主掌“东突”势力全面整合。美国国会、中情局支持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以常年拨款和单项捐款等方式持续不断给 “东突”以金钱支持。至今对“二战”不肯认错的日本也忽然“人权”起来，不仅允许达赖多次在日本过境、活动，还由一些人出面安排他到议员会馆发表反对中国、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演说，成立什么“日本支持西藏议员联盟”。2012年日本支持“世维会”在东京召开第四届大会，安排热比娅一伙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右翼狂妄叫喊“日本也为了维吾尔而战斗”。
笔者以上粗略的回顾不是为了算历史旧账，而是表明一个基本事实：从来就不是中国插手西方内部事务、加害西方，而是西方国家插手中国内部事务、加害中国。奇怪的是，加害者可以如此振振有词，如此毫无羞耻感。这只能解释为，在一些人看来，这种加害是某些国家一种政治传统，是由于基督教信仰而获得的神授特权，根本没有必要顾及受害方的利益和感受。历史与现实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西方在历史上更多是直截了当使用武力，而现在则首先依靠其在国际上的话语霸权，将他们的私利装扮成“普世价值”。
仿佛只要一打出“人权”旗号，所有“真理”就都象土豆一般乖乖滚入其囊中，连对他们所不喜欢国家进行大规模空中轰炸、无人机定点清除都是“人权事业”所需要的。2008年美国一位司法界人士在《西藏和平之战》一文中把“民主”的目标讲得很直白：“一旦中国实现民主化，包括西藏独立在内的任何选择都将成为可能”。只要这种帝国主义霸权心态没有消除，西方与中国就很难从根本上建立互信关系，中国保卫自己尊严、主权的防范意识和必要的斗争就一刻也不能松懈。
“实用主义”的利益考量
基于“实用主义”的利益考量和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划线，共同构成了美国外交的基本面。这同样体现于美国对“西藏问题”、“新疆问题”的决策。
70 年代，美国需要集中力量对苏联搞冷战，需要从越战泥潭中脱身，对此中国的态度至关重要，而达赖集团不仅用处不大，相反还严重影响中美关系的改善。此时利益考量占了上风。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美国大幅减少对达赖集团的经济和军事支持，继1965年中情局停止对盘据在尼泊尔王国木斯塘地区的达赖集团主要军事力量的空投后，1974年更听任尼泊尔政府军对这股力量予以歼灭。达赖集团一度在国际上形同弃儿，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不得不把“西藏独立”的旗号改换为“中间道路”，走上“大藏区高度自治”的“曲线藏独”道路。达赖对美国行事方式心知肚明，他在其《自传》中多次埋怨“美国政府卷入西藏事务并不是为帮助西藏，而仅仅是冷战时期对付苏联的战术需要”。
1989年3月5日拉萨发生大规模骚乱事件，接着北京发生“六四”事件，此后国际上相继发生苏东剧变，此时美国强烈感觉，对于搞乱、遏制社会主义中国来说，达赖还是大有利用价值的。于是1989年10月，作为惩罚中国的一项措施，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及时落到达赖头顶上，1991年美国总统第一次接见达赖，由此开西方国家首脑人物会见达赖的恶劣先例。“达赖股”在西方突然大幅升值，西方社会一般民众知道人世间有个达赖的存在，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受此鼓舞，达赖宣称“三年内一定要把西藏搞成独立国家”，“不和一个即将垮台的中国政权谈判”。令美国和达赖遗憾的是，这一希望的破灭和它的到来一样快。
2008年西方看准中国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的急切心情，认为又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先是2007年美国把只有为美国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人才能获得“国会金奖”高调授予达赖；继而2008年达赖集团一手制造了拉萨“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然后是西方一些国家相继发生暴力拦截奥运火炬传递事件；与此同时，西方领导人以集体抵制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威胁、羞辱中国，压中国政府对达赖集团作出政治上的让步。只是由于西藏局面迅速恢复正常，全中国人民和全球华侨华人群起发声支持中国政府，强烈反对达赖集团和CNN等西方媒体辱华事件，西方才没敢把事情做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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