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扫黄使得“性”再次受到围观，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的潘绥铭，认为中国的“性革命”和“性化”仍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党和政府“恩典”与“赏赐”的产物。“文化大革命”时性曾被视为革命的政治敌人，导致一度的“无性文化”：性沦为只有生殖目的。80年代以来性行为和性关系迅速变化，一方面性开始成为一种社会表达方式，另一方面“禁区变闹市”，传媒“性化”也使得性被放大和被扭曲。
郭凤莲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改革开放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同步，中国人的性实践、性观念和性关系经历了一场革命。这场性革命源于由婚姻、家庭、生殖、爱情与性共同组成的中国人的“初级生活圈”在中国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所发生的变化。
一、“文化大革命”中的“无性文化”：性被视为革命的政治敌人
1949年以后，以“移风易俗”和“阶级斗争”为口号，性，逐渐被视为革命的政治敌人，最终出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无性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反性的社会秩序”。
“革命样板戏”主人公都是无婚、无性、无爱之人
当时的许多人就已经注意到：在8亿人民的唯一精神食粮8个“革命样板戏”里，所有的主人公都是无婚、无性、无爱之人，也就是所谓“光棍寡妇闹革命”。唯一一个结了婚的阿庆嫂，她的丈夫还被编剧给派出去“跑单帮”了。在《红灯记》里更绝，干脆来了个“咱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啊”，连家庭都给革命掉了。
“革命样板戏”其实就是“无性文化”的宣言，是精神禁欲主义的楷模。它巧妙地利用了中国民间社会的传统，因为民间戏剧一直是上流社会对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中国人进行道德教化的最主要工具。到了文革中，通过“革命样板戏”，终于把反性、反爱情、反婚姻、反家庭的思想灌输给了几乎所有的中国人，真的做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1972年版《新华字典》没有“娼、妓、嫖、姦”几个字
如果说“革命样板戏”还属于正面号召的话，那么“破四旧”与“灵魂深处闹革命”就是货真价实的性的戒律与规训了。
当时的中国人被外国人叫做“蓝蚂蚁”，因为除了红卫兵可以穿黄军装之外，其他人几乎都是蓝衣服。整个中国放眼一望，到处都是“红海洋”，都是鲜红色的毛主席语录与革命标语，显示着革命的铺天盖地与不可逃遁。
人们的语言高度净化，除了红卫兵在革命口号里可以来点“他妈的”之外，就像1980年代的电影《老井》里演的那样，就连农村的瞎子艺人要唱点“酸曲”(类似如今的黄段子)，也要请示党支部书记。
文字就更有意思了。1950年代的革命文学中也还有些许性描写，虽说最厉害之处也不过是“手伸进了她的裤挡”之类，但到1960年初时，有的删去了，有的不再版，只剩下《红岩》里写过特务说要扒光江姐的衣服。但这一是敌人说的，二是似乎没真干，所以文革中没大批判这一段。这方面最典型的是1972年版的《新华字典》，连娼、妓、嫖、姦这几个字都没有了，更别说屄、屌、肏这些字了。
“铁姑娘”盛行：女性尽量把胸部压扁
文革中，为了充分发动“中国妇女这个最雄厚的人力资源”(毛主席语录)投入革命运动，实现了抹煞男女一切差异的、在低水平上的“男女同一”。一切能够表现女性特征的东西都被消除了。例如，那时候的城市女性买乳罩，都是尽量买小的，以便把自己的胸部勒紧、压扁、抹平，生怕它们凸现出来。如果男人的目光在自己胸前一扫，女性就会羞愧难当，自责不已，变本加厉地束胸。
“无性文化”却带来人口爆炸：性只有生殖目的
文革是精神摧残，因此不仅不管真正的“床上事”与生孩子，而且源远流长的“惟生殖目的论”还在此时期内得以复兴与称霸。
最经典的例子是当时一个流传甚广的民间笑话：某男结婚之后拒绝与妻子性交，因为“那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该妻子只好向父母诉苦。父母也无奈，因为当时谁也不敢说“性交不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冥思苦想之后，岳父来找女婿说：“是的，你说得对，性交确实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但是，我们还要培养革命接班人啊。”于是，性遂成。
这种“无性文化”的结果，每个中国人后来都知道了，那就是人口爆炸。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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