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4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小会上，毛主席大发脾气，严厉批评少奇他们害怕群众，少奇同志忍不住当面顶撞：“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毛主席批评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运动搞专政，少奇同志又当堂抗辩：“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而且决心抗到底：“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这是少奇同志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毛主席正面冲突。
刘少奇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一起（资料图）
那天正碰见少奇同志的子女们在房间里商量父亲追悼会的事，王光美对我说：“小孙，我们没有把你当外人，家里的事都不回避你，你有什么不清楚的尽管提出来。”
于是我就说我还没弄明白，少奇同志原本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亲密战友、后来两人怎么出现那么大的矛盾、分歧呢？有人说从1956年党的八大他们就有分歧和权力之争，而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说的是“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王光美坦诚相告来龙去脉，使我深受教益，时隔近30年，仍然记忆犹新。
少奇同志1922年和毛主席相识，后来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和白区工作，有很长一段时间和毛主席不在一起。但少奇同志的睿智卓识、杰出才干和卓越功绩，赢得了毛主席和全党信任。1943年3月，中共中央调整领导机构，毛主席、少奇同志和任弼时同志三人组成书记处，毛主席第一次正式当选为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少奇同志第一次担任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成为毛主席的亲密助手，两位伟人同时成为全党全军的第一和第二把手，从此更加亲密地合作。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党中央分一线、二线，少奇同志主持一线工作。国家这么大、事情那么多，情况非常复杂又都没有经验，少奇同志看问题的角度、深度和工作风格与毛主席不尽相同，难免有些不同看法，而且毛主席经常有些新思考、新想法，少奇同志总觉得有点跟不上。如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有些问题就曾有过不同角度的不同看法和想法，都是属于工作中正常的意见差异，从无权力之争，也没有影响两人感情。少奇同志非常尊重毛主席，紧跟毛主席，忠心耿耿地维护着党的团结统一和步调一致。
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少奇同志作的《政治报告》是按照毛主席讲的《论十大关系》为基准起草的，各项报告和决议都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深入讨论通过的，充分体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是紧密团结、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八大闭幕不久，毛主席认为决议中有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还不够完善，对决议中的一句话的提法表示怀疑。这句话是：“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是陈伯达在八大闭幕式前提出，经毛主席同意临时加上的。毛主席此时并没有否定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基本论断。后来他还作过这样的表示：“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虽然这句话说得不够完善，但是得到了好处，并未发生毛病。”（毛主席改变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是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的事）。
党的八大前后，国内外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的确令人深思。首先是波匈事件和苏联领导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影响极大；接着，国内也出现了不少群众游行示威、罢工、罢课，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严重风潮，甚至出现殴打闹事、要“共产党下台”的事件。这对于刚刚建立新中国7年，一直还沉浸在欢悦、自豪和自信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无疑是极大的震撼。
为了巩固新中国和执政地位，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致决定，从政治思想和经济建设两个方面来解决问题：一方面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整党整风，巩固执政地位；另一方面是想通过一系列大的改革，把全国人民的积极性都发动起来，以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快速发展。于是在1958年，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家都是一致赞成和拥护的。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三面红旗”也的确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极大热情，创造出不少令人兴奋的成果。大家都以为找到了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没想到结果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高指标、强迫命令、瞎指挥、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和浮夸风、“共产风”等，造成很大损失。大家也有些不同看法和意见，但大都认为主要是下面执行的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却又错误地批判了彭老总，在全国掀起“反右倾”运动，促使“左”的错误更加严重，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三年经济困难，新中国遭受巨大灾难，这才感到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在总结三年困难原因、寻找克服困难的办法问题上，两位伟人之间才开始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意见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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