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6日，傅志寰在欧美同学会接受本刊记者采访。
1957 年，傅志寰(中)在莫斯科和苏联同学合影。
人物简介
傅志寰，1938年生于黑龙江哈尔滨，苏联莫斯科铁道学院毕业。先后在湖南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铁道部科技局、哈尔滨铁路局等单位工作。1991年任铁道部副部长，1998至2003年任铁道部部长，领导了前四次铁路大提速，致力于铁路管理体制改革。
从离家最近的积水潭站上二号线地铁，在复兴门换一号线，到天安门东下车，走6分钟，跨进南河沿大街111号欧美同学会的大门，全程大约45分钟。这个过程，76岁的傅志寰每周都会走上几遍。
“我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在欧美同学会帮帮忙，算是个志愿者吧。”傅志寰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透过他办公室的玻璃窗，能看到外面的斗拱房檐，向西几百米就是紫禁城。“你要采访我，谈中国铁路，可我一个老头子有什么好谈的呢。”虽然“铁道部”这个名称已经成为历史，但作为共和国第十一任铁道部部长，傅志寰的人生和铁路有着不解之缘。
开车吓到值班老大嫂
如果人生是一趟列车，傅志寰的始发站就是哈尔滨。1938年，他出生在市郊一个名叫“三棵树”的地方，当火车司机的父亲给他起了个小名“树生”。吃着粗粮长大的他，初中毕业时的身高是1.48米。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一边倒”向苏联老大哥，开始大量派遣留学生。1955年，傅志寰通过高考，被选拔为留苏预备生。接到通知书时，母亲正在切菜，听到消息激动得把手都给切破了。
傅志寰儿时的想法很简单：“父亲开火车，我长大了要造火车。”报专业时，他毫不犹豫地填报了蒸汽机制造。结果领导告诉他，这个专业在苏联大学里已经被淘汰了，不如改学技术更先进的电力机车。在北京俄语学院学习了一年语言后，傅志寰走进了莫斯科铁道学院。
在苏联，傅志寰首先要过语言关。一开始他听不懂，一节课下来脑子晕晕乎乎。好在苏联同学很大方地把笔记拿出来与中国留学生分享，还帮助解答疑问。那段时期，中国留学生在学习上都下足了功夫，凌晨一点之前没人上床睡觉。
“国内每个月给我们发500卢布的生活费，相当于六七个工人的工资。不好好学习对得起谁呢?”但苏联同学很奇怪：“中国人怎么不跳舞，不出去玩?”于是就送了个“面包干”的外号，意思是干巴巴的。不过大家关系融洽，中国学生也不觉得尴尬。三年级时，有苏联同学开始反过来找中国学生帮忙答疑了。在5年的学习、几十次五分制考试中，傅志寰只有两次不是5分。
傅志寰在苏联的另一个收获是个子长高了。“去莫斯科的第一年，光午餐我就能吃1斤面包。那两年，身体蹿得很快，最后定格到1.72米，是我们家里最高的。”
大三之后，傅志寰开始实习，暑假时学开火车。“如果当天拉的是货车，苏联司机师傅就会把机车控制手柄直接交给我，让我大胆地开。”有一次由于起速太快，傅志寰慌张之下急于打回控制手柄，结果列车速度几乎降到零。车站值班的老大嫂吓了一跳，急忙跑来看个究竟。发现是一名中国实习生在开车，她笑了笑又回去了。
实习生活也让傅志寰看到了苏联的另一面。“酗酒成风、官僚主义、管理不善、效率不高……这一切都让我隐约感到，苏联在制度上出了问题。”傅志寰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
毕业前夕，中苏关系日趋紧张 。1961年7月，拿到毕业证的傅志寰启程回国。几个苏联同学到车站送他，都很伤感。
挨批斗的“走资派”
回国时，傅志寰等人都拿到了毕业分配申请表，他在上面只写了一句话：坚决服从国家分配，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这是每一个留学生的心声，国家培养了我们，理应回报。”傅志寰说。
傅志寰被铁道部分配到湖南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工作。研究所当时建所才两年，位于距市中心5公里外一个叫做田心的小镇上，条件不佳。一间大办公室里摆十几张桌子，电话必须通过接线员才能接通。因为通话效果不好，打电话要对着话筒大声吼，一个人打电话，全屋子跟着一起听。
“那时正值困难时期，缺粮食，很多人营养不良，全身浮肿。大家的眼睛都盯住了单位食堂，常为碗里的饭少了一点与炊事员发生争吵。”打饭时，傅志寰总是按照在苏联的习惯，买完饭说声“谢谢”，结果有一次卖饭老太太终于忍不住了：“以后不要再说谢谢了，别人还以为我多给你打饭了。”
当时我国的电力机车是按照苏联的图纸试制的，苏联同类型产品也正在试验阶段，技术并不成熟。可屋漏偏逢连夜雨，中苏关系紧张后，负责技术指导的苏联专家撤走了，技术难题留给了傅志寰这样刚出校门的毛头小伙子。
“那时是激情燃烧的年代，大家憋了一口气，不相信离开洋人就一事无成。办公室、试验站晚上灯火通明，从零部件技术攻关做起，整整苦战了10年，成功研制了韶山1型、2型、3型电力机车。”在技术攻关中，傅志寰被任命为研究所总体室的负责人。
傅志寰也在这段时期恋爱、结婚。妻子叫唐曾妍，本来在北京工作，为了能和傅志寰在一起，选择了条件较差的株洲。但“文化大革命”很快波及到他们。傅志寰被划为“走资派”，但因为级别低、“民愤”不大，没有成为斗争的重点对象，被批斗了7次之后，下放车间劳动了事。唐曾妍却祸从口出。她在学习会上发言：“我们每天都在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可是不知为什么他的身体还是不好。”结果当晚就被隔离审查。她的二哥从北京来看他们，一下公共汽车就看到铺天盖地的“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唐曾妍”。因为担心造反派抄家，傅志寰把结婚前写的书信一把火全烧了。
下放几年后，傅志寰终于获得“解放”，先后当上研究所革委会生产组组长、副所长。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中国迎来了 “科学的春天”，傅志寰带领同事们埋头苦干，又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
回顾在株洲工作的23年，傅志寰说：“想想看，天上飞的是空客、波音，地上跑的是奥迪、桑塔纳，但铁道线上奔驰的是韶山型机车，地地道道的中国品牌。能为中国铁路电气化事业做出贡献，我们很骄傲。田心是个小地方，但它是中国电力机车的摇篮，也是我奉献青春的地方，那里有我同甘共苦的朋友，是我最留恋的土地。”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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