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时期,由于健康等原因,张玉凤成为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然而毛泽东妻子、在文革中叱咤风云的江青与张玉凤之间多有摩擦,加之毛泽东身边几位“女伴”与江青不睦,毛泽东晚年生活并不安宁。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宋永毅教授在《“文化大革命”和非理性的毛泽东》一文中这样写道,毛泽东的晚年生活在情欲横流的温柔乡里,然而,他也为情所累,会不时地陷入和引发与他身边的女人之间的“战争”。本文原载于《当代中国研究》2008年第4期,以下为相关内容摘录。
现代心理学认为:理性是人所特有的一种思维属性,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理性起着极大的作用。但是,人的精神生活并非纯理性的,人们同时还受情感、欲望、意志、直觉、理想、幻想、灵感、潜意识、习惯等等因素的影响,这些不自觉的、自发的、偶然的、非逻辑的精神现象便是人的非理性因素和非理性的精神活动。[1]
作为“文化大革命”发动者的晚年毛泽东一直是“文革”研究的热点。然而,海内外的大多数研究主要是分析毛的理性层面,诸如他的思想、理论、政策等,而对他在“文革”中大量的非理性精神现象及其政治结果,至今还缺乏充分的讨论。就毛泽东和“文革”研究而言,他的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不可忽视。这首先是因为,作为“文革”中唯一的“伟大领袖”,他的非理性对历史进程能起到一般人、甚至所有“中央首长”的总和都起不到的巨大作用。其次,在晚年的毛泽东身上,种种个人的非理性因素——他的意志、情欲、幻想、猜疑等等,表现得极为突出。其中,他的私人情欲、病态人格、潜意识等,往往导致他本来就错误的决策中非理性因素的失控,从而大大加重了“文革”这场政治运动的灾难程度。
其实,毛泽东自己从不讳言、更自傲于他自己的非理性行为。例如,在“文革”中他曾公开自喻为,“我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2]
作为20世纪最大的独裁者之一,他的种种非理性行为导致了中华民族甚至是整个当代世界史上最大的灾难。显然,对毛泽东的研究,非常有必要从理性层面的思考,拓展到非理性层面的辨析。本文是笔者在这方面的一个初步尝试。
江青与张玉凤合影。此款连衣裙的设计经江青审定,命名为“江青裙”,并下令在全国推广
政治现象背后的私生活因素
在社会关系所允许的范围和程度内,人的情欲和性欲对社会历史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是毫无疑问的。由于人的情感和性欲,产生了血亲和婚姻等重要的社会关系,而这些社会关系一旦形成,对处于社会峰端的政治领袖的影响往往不可低估。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中,君王因私人情欲的原因、或因荒淫无道而直接导致国家衰亡,或因专宠后妃造成后宫干政,陷整个王朝于混乱中,此类实例不胜枚举。
从这个角度去看,人们很可能会自然地想到江青。她在“文革”中扮演了不可一世的角色。虽然毛有时会批评她,但总体来看,毛对江青的行动是相当放纵的。为何如此?是因为她受到毛的宠爱吗?事实恰恰相反,江青之所以得以“干政”,源自她在毛的私人情欲方面失宠。
1.江青为何在“文革”中能横行霸道?
1949年江青35岁时,虽然风韵犹存,但她与毛在中南海丰泽园中已分居两室,很少得到毛的眷顾了。这当然与毛泽东一贯在婚姻上有始无终、喜新厌旧的特点有关,但也与江青的妇女病不无关联。那时江青得了严重的子宫颈口糜烂,后来又被诊断为子宫癌,而不得不去苏联治疗。面对性欲极为旺盛的毛泽东,江青的疾病使她自然地失去了毛在性关系方面对她的依恋。毛泽东碍于其“领袖”形象而不便离婚,但又想满足婚外性欲,这就需要得到其合法夫人江青的默认。当然,这种默认也自然伴随着丈夫对其名义上的妻子的某种补偿。以毛氏夫妇的地位,在一切生活开支均可由国库支付的情况下,毛若对江作金钱上的补偿,并无实质性意义,最可能的就是在政治地位和权力方面作出补偿型承诺。据陈小雅考证,毛江之间的夫妻关系的演变早在50年代初就开始了。据在毛身边多年的工作人员在“文革”中的回忆:“毛和江谈了一次话,有了‘协议’,毛向江点明了自己的私生活问题,毛要江不要过问毛的私生活,代价是毛在政治上提拔和保护江”。[3]
为了适应这个调整,江青对外也大造舆论,宣称自己和毛泽东早已没有“夫妻生活”,他们的关系只是“政治夫妻”;对此,毛泽东也不讳言,予以配合。[4]
然而,毛不断拈花惹草的行为毕竟会伤害江青原本就十分敏感的自尊,也加剧了她对于随时可能失去合法的“夫人”地位的心理恐惧。为了化解这种恐惧,她自然渴望通过在政治上充当毛的得力打手,不断攫取权力,从而稳定自己与毛的“政治夫妻”关系。正是这种病态的恐惧和野心,使得江青从延安时期一个性格温顺的女性逐渐变成一个刻薄待人、歇斯底里的怨妇,进而在“文革”中成为一个疯狂报复、暴戾恣睢的“冷宫怨后”。据王光美回忆,毛泽东在1950、1960年代非常喜欢请年轻漂亮的王光美一起游泳,还派秘书专车接送。有一次,游完泳上来已是晌午,主席留我们吃饭。饭摆好了,江青还没有来,催了两次,仍不见踪影。大家说:“请主席先用餐,好早点休息,我们等江青同志来了再吃。”
毛主席说:“咱们一起吃吧!”大家刚坐好,江青回来了。她一见这场面很不高兴,立即沉下脸来,生气地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5]虽然王光美当场陪笑、平复了江青的情绪,但江青的猜忌无疑导致了她在“文革”中对王光美的“两个女人间的战争”。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倘若毛和江在中共建国后的夫妻性关系和谐、江青没有因上述病态的恐惧和渴望所造成的阴暗心理和疯狂个性,“文革”时期某些领域内她所造成的人道灾难至少可能有所减轻。毋庸违言,江青在“文革”中的不可一世以及“文革”后的可悲下场,在很大程度上与她身后那位寻花问柳的风流丈夫的情欲有关。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