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唐慧和律师徐利平（右一）走出湖南高院。唐慧诉永州劳教委案二审当天宣判，唐慧胜诉。CFP 图
在去、今两年的劳教案拨乱反正潮中，徐利平律师代理了不少后来引起广泛影响的劳教案，如“上访妈妈”唐慧案、兰州赵梅福案、大学生村官任建宇案等。
一个个极富争议的劳教案的涌现，最终汇成了对劳教制度的批判巨流。在劳教制度被废止的过程中，徐利平扮演了其中一个重要的推动者角色，他在个案维权中批驳劳教被滥用，又在网上和媒体著文，将讨论焦点从对劳教制度的批评转入如何废改上来。
在废除劳教制度的征途中，包括徐利平在内的律师们，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重庆案子多办不过来”
这一股劳教案的拨乱反正潮，风起于重庆，肇始自方洪案。 在方洪案中，徐利平只是个围观者。他虽为法院的判决鼓掌但认为仍有瑕疵，并在微博上提了一些意见。
紧接着方洪案的，是又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劳教案—大学生村官任建宇案。这次，应浦志强、斯伟江律师的邀请，徐利平成为了参与者，3人一起准备起诉状。徐利平说，两律师邀请，是因为“重庆劳教案子多，办不过来”。
重庆的被劳教者彼此之间都有些联系，徐利平说方洪比较活跃，联系广泛，很多被劳教者都是通过方洪找到了徐利平等律师。
“每次到重庆，很多被劳教者找我，忙不过来，和其他律师商量后决定做一些典型的（劳教案），如涉及言论自由方面的。”
在重庆，除了任建宇的案子，徐利平还介入了多起劳教案子，只是程度有深有浅，如黄成城、田宏鸳被劳教案。
重庆的这些劳教案，被劳教的缘由千奇百怪，如方洪是因以“一坨屎”讽刺重庆公安处理李庄，如任建宇是因转发他人微博。
徐利平对此感触很深，“王立军治下的公安局怎么这么嚣张，劳教人像割韭菜一样，一刀过去一大片。劳教一个公民太随便，无法无天。”
劳教委做出劳教决定时“随意”且简单，但被劳教者和律师们要通过法律程序“纠正”却非常艰辛。
徐利平说，在代理劳教案过程中，遇到不少障碍，尤其是劳教所对律师会见被劳教人“设置一些阻挠、障碍”。
任建宇另一名代理律师浦志强到重庆涪陵劳教所会见任建宇时，劳教所工作人员拒绝安排，理由竟然是无法辨认律师证上北京市司法局印章的真伪。庭审时则遭遇法庭限制旁听。如法院只给了任建宇方5个旁听证，其他人员均是由官方组织旁听，“限制旁听很厉害，外面一大帮人和记者进不去。”
由于重庆被劳教者众多，又均效仿方洪、任建宇等维权，要求判令撤销原有的劳教决定，这让重庆方面感到十分棘手。
任建宇起诉重庆市劳教委一案，重庆三中院以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为由驳回，依据是《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
徐利平说，重庆法院的这一做法等于把任建宇等被劳教者“打官司的大门关上了”，因为当事人知道劳教决定后三个月内基本都还关在劳教所里。
徐利平认为，重庆法院未正确援引法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个月的法定起诉期限，应从被释放获得自由开始起算。
劳教本为“挽救教育”
在代理众多劳教案中，徐利平更真实地感受到，当地公安部门运用劳教工具时的“得心应手”。
任建宇转发微博的情况，彭水县民警找他了解清楚后表示“没事了”、“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任建宇称，当时看到警方对他的处理是教育警告。但随后民警来找任建宇，并最终对其做出劳教决定。
同一事实，先被告知“没事”后又被“劳教”，徐利平认为，这是“一定要搞任建宇”。
而永州市劳教委决定劳教唐慧，徐利平认为是担心唐慧在当年将召开的十八大期间上访，“动机就是这个，一定要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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