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鲁为什么而道歉
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
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的道歉。
67岁的陈小鲁先生骑着破旧的二八自行车经过胡同口、一棵枇杷树和一株富贵籽。他在淡蓝色的铁门前跳下来，推车进院。来往的人们很难察觉这座老宅子与附近其他四合院的不同，只有一位游客停下来拍照，斑驳的灰砖墙上挂着块金属牌，证明这里曾是清代的一处官方机构。
陈小鲁与他的家人住在这儿，这里是其岳父粟裕将军的旧居。自行车停在角落里，岁月为它覆盖了黄和暗红的铁锈色，但车把和车座磨得发亮。陈小鲁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开国元帅陈毅之子，还曾是北京市第八中学革委会主任、1980年代的军队副师级干部、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
作为这个国家最著名的红二代之一，他曾尽力保持焦点之外的生活。但平静在今年8月打破，一封题为“陈毅之子陈小鲁就‘文革’中批斗学校领导发道歉信”的文章出现在媒体上；10月，陈组织了一场小型聚会，作为曾经的学生，向八中“文革”中受冲击的老师道歉。几十家中外媒体都在寻找他。
在这个热衷阐释的国家，陈的行为被符号化了。持以下两种猜测的各大有人在：港媒在报道中提出，有人将红二代陈小鲁的道歉视作对“文革”一贯暧昧态度的“风向标”；著名的左派孔庆东则在微博上发布了“一位陈小鲁的同学来信”，信中质疑其“是为干扰年底纪念活动”。陈小鲁的行为被大量网民赞扬。但陈的朋友郝新平则告诉《人物》，自己的另一位红二代朋友“很强烈地”表达了对陈的不满，说“陈小鲁不像话”。
为违反五四宪法第89条而道歉
对于陈小鲁来说，道歉并不是某种突如其来的念头。他曾数次在私下探访老师时表达悔意，说当年让老师受苦了。几个月前，一位老师向陈的校友计三猛提起，“文革”中受冲击的老领导们正在慢慢老去。陈小鲁听到转述后觉得，“再不正式道歉就来不及了。”
8 月18日，也就是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整整47年后，陈小鲁接到了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秘书长黄坚的邮件，信内是一组八中“文革”时的照片，激进且恐怖的气氛从灰黄、模糊的老照片里透出：一个男老师畏缩地将写着“黑帮分子”的小黑板举过头顶；在戴着红领巾的学生的包围下，老支部书记华锦拿着铁锹在地上翻土；人们拥挤在批斗会现场，叉着腰观看老师低头认罪，他们面前挂着巨大的条幅，“永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那是陈第一次在影像资料里看到八中“文革”的情景，他坐在沙发里回忆—这是装着日光灯和排风扇的客厅里最体面的家具，1980年代当他还是一名驻英武官时，他曾在电视里看到一部有关法国激进分子学习“小红书”的电影。而这组照片更令他感到震惊。他在给黄坚的回信里写道：“八中老三届同学会正在安排一次与老校领导和老师的聚会，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的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这封信被他当年在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老同事吴伟看到，贴到了微博上，陈小鲁意外地被卷入舆论漩涡，接着他明白无误地表示会为自己的言论负责。
“我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但我知道他会同意。”吴伟向《人物》回忆，“因为他一直是敢做敢当的人。”
陈小鲁曾是“文革”中的风云人物，在这场政治运动开始仅两个多月时，这名高三学生就近乎全票当选为八中革委会主任。他个子高大，性格沉稳，颇具备演讲技巧和鼓动能力，几乎是天生的领袖人物。他曾与四中的孔丹（中信前董事长、其母许明曾任周恩来秘书）、秦晓（招商局前董事长、其父秦力生是投奔延安的老革命）发起首都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1966年10月1日的游行中，陈组织500多名青年学生在金水桥前维持秩序，卫戍区一位师长与其联合调度。面对几百名闹哄哄的青年，师长先进行了45分钟索然无味的政治动员。等到陈小鲁上台，他只喊了三句话：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顿时掌声热烈，群情激昂。
他还曾发通令解散民主党派，收缴民主党派大印。如今陈小鲁回忆，那场极其荒唐的行动“完全没有深思熟虑的，就是有点赶潮流，各个方面都被各校红卫兵占住了，我们就琢磨也得管点什么，就说民主党派那帮老头子不接受改造”。当时主管统战工作的副总理李富春与陈家同住中南海庆云堂，陈小鲁被李叫去臭骂了一顿，“你们怎么连中央的事也要管！也敢管！”
与此同时，学生的盛大狂欢已然升级为暴行。1966年8月22日，52岁的八中书记华锦被关押在校期间上吊身亡。此前，一名学生在校园里遇到她时，她说“我受不了了”。这是陈小鲁模糊预见却未能防范的悲剧，他曾派人守在关押地点楼下防止学生夜间揪斗，但仍旧未能避免悲剧发生，最终也是由他为全身浮肿、躺在冰冷水泥地上的老书记收尸。
在举行道歉会之前，陈曾前往“文革”时的副校长温寒江家拜访、致歉。温已经89岁了，但仍然谈论着自己手头正在进行的科研课题。“文革”或许是其人生中最痛苦的经历，他回忆起，自己曾在中山公园的一次批斗会上被毒打了整整两个小时。听到这里，陈小鲁突然说，“那次批斗会是我组织的。”这令一同在场的计三猛吃了一惊，因为几乎没人知道陈是当时的组织者。陈称，他当时以为不过是开开批斗会、喊喊口号，可很快就升级为暴力，他无力阻止，于是中途离开。
计三猛曾听陈小鲁讲过一个审判东德士兵的故事，士兵的律师辩称他枪杀翻越柏林墙的民众时只不过是在执行军令，可法官却说，士兵至少可以把枪口抬高一寸，最终判决有罪。
“是的，我们当时只是中学生，我们都没有资格去承担‘文革’的错误，运动来了我们是不能自主的。但运动来了你怎么表现，那是你自己的选择。”陈小鲁为此至今感到自责。
为了准备道歉会的发言，他曾特意翻阅五四宪法，即1949年后的第一部宪法。他认为自己当年违反了第8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在道歉会后，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已经47年了，将近半个世纪，经历了风风雨雨，开始一步步反思，当时觉得‘文革’是政治错误，后来发现它的根本问题在于违宪。”
这个观点被自由派人士广泛传播。“四九年以来‘运动’的本质是整体地违法，集体地违法，‘文革’走向了极致。”学者卢跃刚告诉《人物》，“道歉本来是伦理行为，但陈小鲁这次道歉的基本面是法理，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情感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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