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的周恩来(资料图)
本文摘自《红墙里的领袖们——周恩来实录》，于俊道 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12年1月
回到国内，周恩来尚未来得及考虑如何进入刚创办的南开学校大学部学习，五四运动的风暴就率先在北京来临并迅速在天津得到响应。
5月7日，天津各校 学生举行示威游行;14日，天津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成立;25日，以女校学生为主体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邓颖超担任讲演队长。
此时，周恩来还没有入学，只有一个南开学校的校友身份，但他没有因此而自甘置身事外，而是“天天到南开去”，热情地投入到各种活动中，积极出谋划策：“宜审慎，有恒心，有胆力，方能成功。”
要想学生爱国运动能坚持下去，必须注意爱国教育。为此，天津学联决定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曾先后主办《敬业》和(校风》，其 才能为许多人所熟知，因此，他这位校友接到了主办报纸的诚意邀请。周恩来也自认负些责任是义不容辞的，愉快地答应下来，并住进了南开学校。
办报纸可是个苦差事，不说最初的一无经费、二无纸张，三没印厂、四要向警察局立案，就说一俟办起来，编排、撰写、校对、印刷、出售等杂七杂八的事就 更多了。周恩来把全部心血都用到工作上，事无巨细，几乎每一个环节都要管。为了扩大宣传，他们在7月12日的《南开日刊》上发表了周恩来起草的《天津学生 会报发刊旨趣》，宣布会报将“本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为主旨。”什么是“革新”?就是要改造社会。什么是“革 心”?就是要从改造学生自身的思想着手。“至于一切的研究，还是须求社会的帮助，指导我们，以便共同得着大家新生命的所在。”
这篇《发刊旨趣》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大批订报的函件纷纷而来，到会报创刊前一天，订户已近四五千户。
7月21日，《天津联合会报》正式创刊，辟有主张、时评、新思潮、新闻、国民常识、函电、文艺、翻译八个栏目。在创刊号上，周恩来又以《革心!革新!》为题，撰写发表了发刊词。
会报一问世，即获好评。时任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的马骏看过发刊词后，不禁赞赏说：这篇社论真带劲!这比我们站在几千人面前大喊一阵，可有用得多! 《少年世界》说：“天津学生办的报有点价值的自然要算这报了。”上海的{新人》杂志说：会报“比较的更为敢言”，“‘主张’与‘评论’二栏目又有特色。敢 说是全国的学生会报冠。”
由此，周恩来通过这张会报，同学生们一起关注着国内的各种重大事件，对天津学生的爱国运动起着呐喊助威、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运动的发展，周恩来感 到有必要成立一个比学生联合会等更严密的团体，以吸纳运动中的一些骨干分子，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他的这个倡议，得到了郭隆真、张若名、谌小岑等人的 赞同，并迅速行动起来，积极筹备。
经过准备，9月16日的筹备会决定出版一种名叫(觉悟》的不定期的小册子，而新团体也因之就叫“觉悟社”。“觉悟”一词，是当时进步青年中一个十分 流行的用语。最早的会员共20人，为了表示男女平等，男女会员各10人，有周恩来、邓颖超、马骏、郭隆真、刘清扬、张若名、谌小岑等。这样，觉悟社就正式 成立了。大家用抽签的办法，决定代表各人的号码，周恩来抽到的是五号，即使用了“伍豪”的代名。经过大家讨论，周恩来被推举起草《觉悟的宣言》。
“觉悟”的声浪，在20世纪新潮流中，澎湃得很厉害。我们中国自从去岁受欧战媾和的影响，一般稍具普通常识的人，也随着生了一种很深刻的觉悟：凡是 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为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有了这种“觉悟”，遂酝 酿成这次全国的学潮，冲动了全国的学生界，人人全想向“觉悟”方面走。
《宣言》宣布觉悟社的宗旨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为着实现这个宗旨，采取的方法有四：“一、取公同研究的态度，发表一切主张;二、对社会一切应用生活，取评论的态度;三、介绍社外的言论——著作同讲演;四、灌输世界新思潮。”
觉悟社成立后的第5天，在五四运动中享有崇高声望的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即被请到觉悟社讲话，此后，徐谦来讲过《救国问题》，包世杰来讲过《对于新潮 流的感想》，周作人来讲过《日本新村的精神》，钱玄同来讲过《研究白话文学》，刘半农来讲过《白话诗》等。他们还经常召开各种形式、各种规模的讨论会，讨 论学生的根本觉悟，讨论家庭改造，讨论工读主义等。不能否认，觉悟社的每一位成员都有改造社会的愿望和为此而奋斗牺牲的精神，但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局限，他 们又不是每一个人都像周恩来一样在日本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有一种初步的认识。因此，讨论中也是各抒己见，想法不尽相同。邓颖超说过：“五四运 动是思想解放运动。一解放，就像大水奔流。那时的思想，受到长期禁锢，像小脚妇女把脚裹住;放开以后，不知怎么走路，有倒的，有歪的，也有跌跤的。那时是 百家争鸣，各种思潮都有。我们也是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当时我们的思想还处于启蒙时期，就是说还不明确，不肯定，思想还在变动着，发展着。”刘清 扬的回顾也证明了这一点：以后我们常在一起开会、谈论和研究一些新思潮。那时我们都很幼稚，只有满腔的爱国热情，还没有一定的信仰。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什么都谈论。共产主义是什么，我们都不懂得。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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