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为文革弑母忏悔:常梦到母亲梦里她从不说话

　　我为什么会卖母求荣

　　在方忠谋冤案的发生地固镇县和知道此案的人群里，到现在都有许多人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丈夫和一个儿子，这么绝情地要求判处妻子和母亲死刑？

　　有多种说法——也许是为了自保，求得撇清与方忠谋的关系？也许是为了自己理想的纯洁，宗教般的虔诚，不惜奉上最贵重的祭品？也许是知重刑为获轻判而教训一下方忠谋？

　　而张红兵并不避讳地告诉《新民周刊》：“确实有自保的念头。”

　　自保后的张红兵，并没有因此而平静生活，

　　这一段往事的影响，伴随其一生。“1998年，我已经做了多年律师，在担任一起刑事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时，一次，与被告人熟悉的一位村民对被害人丈夫说：

　　‘任何人说张红兵，他都不愿意调解。他妈妈都被他告死了，他是什么人都敢告的。你还是同意调解吧！’”张红兵告诉《新民周刊》。这样的刺激并不鲜见。

　　“2001年，我曾经的一位同事，也是律师，在法庭上，我们代理双方，激烈辩论。休庭后，他在楼梯口拦住我，高声地向过路人宣扬我检举母亲的事情，说《固镇县志》里都提了，大家都去看！”

　　母亲被枪决，对张红兵的人生影响，远不是多年后才发生的。

　　从方忠谋案发那一刻，张红兵就感

　　受无穷压力。他称自己1976年10月至1977年8月发生严重的精神抑郁症。在此期间，他停止了记日记，当然也无医生可看，无药可服，硬是自己扛了过

　　来。“造成抑郁症的原因是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让我忧心忡忡：广播、报纸上宣传的所谓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是真的吗？这是不是一次军事政变？是

　　不是毛主席曾经预言过的‘资本主义复辟’？我不敢再想下去：外公被镇压影响到母亲的一生；母亲被枪毙也会影响到我的一生——也许有一天我也会被送上刑场枪

　　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越来越表现出严重的精神抑郁症状，比如我与父亲、弟弟通过语言交流思想已经困难。我在心里揣摩着要说的每句话，考虑说出来是否正

　　确。有时候竟无法准确地用词语表达。我想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不与他人接触，避免可能发生的恐惧。抑郁最严重时，我甚至想过自杀，逃避现实社会。”

　　从

　　1979年11月开始，张红兵常常梦到母亲。他告诉《新民周刊》：“有很多、很多次，在睡梦中，经过我在无数次寻觅，在不知道母亲为了什么原因离家多年以

　　后，她忽然从我不知道的一个地方回到家里——她没有死，还像临刑前那样年轻。我跪在地上，紧紧地拉着母亲的双手，有一肚子的话想述说，但又害怕她再次消

　　失，只能说出最要紧的几句话。我大声地说，妈妈！不孝儿我给您下跪道歉了！儿子我真的对不起您！您别走，我们这个家庭真的离不开您啊！但是，妈妈没有回答

　　我。在与母亲相会的许多梦境里，她从来不和我说话。我相信，这是她对我的一种惩罚。不知什么时候，她真的又悄然离我而去；我所能做的，只是孤立无援、绝望

　　无助地捶胸顿足、嚎啕大哭。这时，我才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哽咽，泪流满面……”

　　而张红兵的父亲，在儿子面前则一直小心翼翼地回避。直到父亲退休后，有一次张红兵陪伴父亲回老家，在去刚修建的桐城火车站的路上，他和张红兵谈起这起冤案的责任问题。张月升说：“我们家出了这个事，我应该要负主要责任，因为我是一个成年人和家长。”

　　“为什么我会卖母求荣，表现自己‘站稳了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如今，张红兵认为，“对此，几十年来，我一直处于困惑、学习、反思、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当时我没有把造成母亲冤案的责任全部推给时代和政客，现在也没有类似的心理过程。”

　　张

　　红兵还说：“只是在自己和亲人们经历过无数的艰难和坎坷，付出了一次又一次血和泪的代价，并且在我自己娶妻生子之后，原本不懂任何人情世故的我才大彻大悟

　　了：什么虚幻的景象，动听的说教，人造的偶像，神圣的祭坛……全是愚弄别人、自欺欺人的骗人鬼话，是毒害青少年和儿童的精神鸦片，是杀人不见血的锋利刀

　　子！不管是谁，永远都离不开自然规律——吃饭、穿衣，生老病死；世界上最伟大是母爱，最崇高的是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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