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外交部长乔冠华（资料图）
本文摘自《著名外交家乔冠华的才情人生》，罗银胜 著，团结出版社出版
进入1967年，形势逼人紧。“文革”运动的恶浪席卷全国，许多人成天价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口号声震得人们耳膜发疼发胀。
1967年，上海发生了“一月风暴”造反派直接向各级党政机关夺取权力。领导干部或靠边站、或被揪斗，党政机关，甚至一些公检法部门亦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即使个别领导干部暂时未被打倒， 也处在软弱无力岌岌可危的状态，根本无法正常地开展工作。 一时间，几乎整个社会处在无组织、无纪律状态，无政府主义呈恶性膨胀趋势。到了1967年的7、8、9 三个月，当时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亦有人感到这样混乱的政治局面已驾驭不了，有些“失控”了。
“革命的大批判”并未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相反使本部门群众之间的派别斗争（亦不乏被坏人利用）都被当作“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一场斗争更趋向白热化，各地造反派纷纷抢夺军警或者军火库里的枪支弹药把自己武装起来，“炮轰！”“火烧！”“血洗！”和“砸烂 ×××”的狂潮裹袭全国，流血事件时有发生。加之，“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任意给一些组织戴上“革命组织”、“ 造反派”等表示“进步”的桂冠；而给另一些与他们观点不同的组织扣上“保皇派”、“保守组织”等“落后”、甚至是“反革命”的帽子。这种亲一派，疏一派，拉一派，打一派的做法无疑是火上加油，使派别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复杂起来，真可说是达到了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程度。
《陈毅元帅的最后岁月》的作者铁竹伟，上世纪八十年代曾访问过乔冠华。那时，乔冠华大病初愈。 谈及“文化大革命”时，他百感交集，几次提起自己那本“语录”中留下的“二、 七、海”三个蝇头小楷…… 1967年2月7日早晨，乔冠华接到陈毅的电话，找上宦乡（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研究室主任），一起乘车来到中南海陈毅家中。为备忘，他在“语录本”一角，记下了“二、七、海” 3个字。 “哦，你们已经到了！”刚刚散步回来的陈毅与乔冠华、宦乡二人握握手，亲热地说： “今天请二位笔杆子来，有件重要事情商量。桌上的电报，你们先翻一翻，我去吃点早饭， 马上回来！” 文件、电报在乔冠华手中停留片刻，一一传到宦乡手中。大部分材料他在部里都看过了。
这些外交史上闻所未闻的荒唐举止，令人痛心疾首，绝难淡忘。 驻×国使馆造反派，在大街上散发“造反有理”的传单，在使馆附近墙上张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大字标语。东道国提出抗议； 驻×国使馆造反派要在使馆屋顶上，用霓虹灯制成“四个伟大”的标语，并向提出质询的当地官员自豪地宣称，要让这里的人民看到金光四射的毛泽东思想； 去×国援建的工程人员中的造反派，要在工地上竖起一块“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 的巨幅标语，当局不同意，他们集会抗议，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 驻非洲×国使馆的造反派，在公共汽车里朗读毛主席语录，在街头向来往行人硬塞“红宝书”和毛主席像章，对拒绝接受的群众挥拳辱骂，引起群众愤怒； 驻×国使馆造反派更是滑天下之大稽，拦住蒙黑色面纱的伊斯兰妇女，宣传“解放思想”； 钻进穆斯林信徒的帐篷，宣传无神论、游击战，被人家连推带搡轰出帐门…… 对这些荒谬的行为，稍具外交常识的同志，都觉得反感。可是除了周恩来、陈毅尚能提出批评，别人谁敢讲？不久前，外交部向驻各国使馆发出“经中央批准，驻外使馆不搞罢官夺权”的电文后，驻× 国使馆竟立即拍回电报质问：是哪个中央批准的？…… “怎么样，看完了吗？”陈毅进来问道，“唉，多少年艰辛努力，因此一举，付之东流！不过，今天找你们来，不是为发牢骚、骂娘的。”陈毅双手抱在胸前，在办公室里踱了个来回，然后说： “这两天，我查了一些资料，历来的国家关系，都是内外有别的。国内搞运动，不能把外国人牵上。 你们看噢，我们根据惯例。采取军委的方法，也来规定几条，怎么样？比如说，不得把外国人拉来批斗，不得强迫人家接受你的宣传品，不得强迫人家背语录，等等。无论如何，我们要想方设法，使我国的对外关系，不要受这次运动的冲击和破坏。”
乔冠华略显迟疑地点点头。他何尝不希望纠正外交工作中的种种错误作法！可用中央名义发出的电报，造反派尚且怀疑，几个靠边站的“当权派”订出几条发下去，还不是对牛弹琴? “老乔，你担心订出的是一纸空文吧！”陈毅一语道破：“我请你们来，是想依据国际公法， 细细推敲、琢磨，订出几条无懈可击的规定，送中央，请主席批一下，再发往驻外使馆， 照章执行!前两天， 军委制定的八条命令，我们就是采取这个办法。” 听说要请毛泽东批准，乔冠华与宦乡相对一笑，顿觉希望倍增。
“时间紧迫，你俩人先打个草稿，我们再商量。你们早出晚归，就在我家吃午饭，免得造反派纠缠， 误事。” 乔冠华对铁竹伟谈到这里，眼睛潮润，声音也有些暗哑了：
“那时陈总被夺了权，部里大小事他都无权作主，都要请示周总理。有时总理太忙，他就守坐在总理办公室等到夜半三更，周总理曾几次对我讲过，看见陈总这样，他心里很难过。可是，就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他仍然千方百计想使‘文革’运动不要破坏我国的对外关系， 不要使世界各国对我国产生不应有的坏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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