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工作人员提着一袋信件走出中南海邮局大门。
今年“五四”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给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09级本科团支部全体同学回信。在过去几年，习近平不止一次通过回信的方式与普通群众和基层干部互动，收到回信的有农民工子弟、地震灾区的小学生，还有身患疾病的乡镇党委书记……
群众来信是怎么送到国家领导人手里的？中南海里的信，又是怎么寄出来的呢？
与中国政治最核心地带中南海仅一墙之隔，一个灰白色调装饰的邮局安静地伫立在府右街乙27号。
府右街上，行人们的视线很容易被中南海门口的警卫岗楼和站岗式武警所吸引，极少有人注意这家距离中南海西门不足百米的邮局。充满古旧味的办公室，营业厅墙上悬挂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标准照，宫廷样式的照明灯让这家邮局与中国邮政遍布全国的营业网点风格迥异。
从简单的送信送报到储蓄汇款，从只为中央领导服务到面向社会大众开放，如今的中南海邮政局看上去已经和其他普通邮局没有太多差别了。但是众多寄往中南海的信件都汇集到这里，作为沟通普通百姓与中央领导的一个驿站，中南海邮局仍然在书写着传奇。
“中央收发室”走下神坛
“中央领导的信函只能通过这里投递。”中南海邮政支局党支部书记王磊强调他所服务邮局的特殊性：“中南海支局仍然是为中南海提供投递服务的唯一单位。”除此之外，邮局也为中南海内工作人员提供一系列个性化的服务，比如中南海内部警卫员每年换岗离开时，这家邮局被指派协助打包、运输行李。
据王磊介绍，自1997年面向公众开放后，中南海邮政局一半的业务量都来自社会公众服务。
开放的过程并不容易。
上世纪60年代，出于安全考虑，中南海内的一些机构和住户开始往外迁。小卖部、银行，甚至国务院的一些部门都逐步迁出红墙。邮局迁出的问题，被提上了讨论议程。时任中南海邮局负责人的李振才感觉到，随着中南海机关变少，邮局的业务将会大量减少，似乎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于是，他主动提了一个方案：如果组织需要，邮政局也搬出中南海。
谈到离开红墙，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流露出眷恋的神色。他在中南海工作生活的那11年，是他人生中最开心、最自豪的时期。
上世纪60年代末，中南海邮局搬出红墙，不再归北京市邮政局直管，而由北京市邮政局西区邮局接管。作为老员工，尚元清对迁址没有特别的感觉――“邮局依然不挂牌，不对外营业，不和附近居民打交道，职员们吃饭、洗澡、参加文体活动，都在中南海里面进行……服务业务也照旧专为中央服务。上级指示：只是办公地点变，其他的关系都不变。”
中南海邮局只服务中央党政机关的状态止于1997年。那年，北京西区邮局决定，将这家特殊邮局的服务对象从中南海里扩展到普通公众。经过全面装修后，邮局所在的四合院恢复了古色古香的样貌，“中南海邮政支局”的铭牌总算被挂了出来。在府右街关门闭户近30年的中南海邮局突然一跃出现在公众视线之中。
“邮政局门口的这块铭牌很有意义。”王磊说，这是中南海邮局第一次明确地告诉外界，自己姓甚名谁，“首长和群众都是我们的顾客”。为此，邮局工作人员的人数一下多了一倍。
邮递员上岗前要经严格政审
“三四点起床、摸黑赶去20公里外的人民日报社取报纸，然后再到冶河邮电局交接邮件，十点钟前后返回邮局。”中南海邮局的元老级交通员付江海回忆，他的“公车”――一辆自行车，每天都堆满了报纸和信件。单是《人民日报》就有200份，未经折叠就被分为四卷卷起，整个报卷有半米多长。老乡见到他常打趣：“嗬，比小驴子驮的还多呢。”
讲中南海邮局的历史，要追溯到1948年，那时专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和首长们服务的邮政局叫“山河邮局”。一般而言，邮戳都是地名，但当时晋察冀边区历史上并没有叫“山河”的地方。之所以用这个名字，其实是为了保密，山河邮局分别取的是平山的“山”，和流经平山县的滹沱河的“河”。
1950年，党中央机关进京，这家邮政局一路跟随着毛泽东等领导人来到香山临时驻地，而后搬入了中南海，成了中国最神秘的邮政局。
李振才在那儿工作了11年，他记得邮政局入驻中南海后被设置在西营业处，距离西花厅不足百米。“在这个邮局工作的员工都是邮政系统的业务骨干，每位邮递员上岗前都必须经历严格政审和保密培训。”
邮局自1959年2月开始在中南海营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属于中南海的内设局。从各地寄给党中央、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的信件、邮包和报纸杂志最终都会被发送到这里，盖上“中南海”的落地邮戳，才能被投递到各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领导的家庭邮箱。
邮局的老人们回忆，在红墙内办公时见到中央领导是常有的事。老员工尚元清记得，当时周恩来住的西花厅就在邮局办公室附近，他和邓颖超时常来邮局和李振才等人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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