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历史上那些非常情侣》，杨柳编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出版
1919年6月29日，《每周评论》上发表了胡适的一篇文章，通篇只有一段话：“你们要知道陈独秀的人格吗？请再读他在《每周评论》第25号里的一条随感录。”
胡适提到的这条随感录是陈独秀以笔名“只眼”发表的《研究室与监狱》，文中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窥一斑而知全豹。只看这一小段文字，就知道陈独秀不是一般人。事实确实如此。陈独秀，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五四运动的主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这样一个开创新时代的人物，自小就异于常人。
陈独秀1879年出生于安徽安庆，自小随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所谓三岁看老，祖父对陈独秀的评价是：“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成龙上天，成蛇钻草，沦为打家劫舍的地头蛇，总之不可能成虫、成熊。陈独秀倒也“争气”，终其一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祖父的这个评语。
17岁那年，陈独秀参加科举考试，题目是“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他觉得试题狗屁不通，于是忽发奇想，弄了一堆难字和生僻的古文，牛头不对马嘴地填满试卷，然后乐颠颠地回家了。回到家后，大哥问他要草稿，看完之后，一个多钟头没有说话，陈独秀这才觉得玩笑似乎开得有点大。不想，这篇不通的文章镇住了不通的老师，结果，陈独秀不但中了秀才，还是头名。这下，陈独秀的大哥彻底懵了。
陈独秀小小年纪就中秀才之首，顿时扬名四野八乡，上门提亲者络绎不绝。最后，陈家长辈选中了安徽统帅部副将高登科的女儿高晓岚。次年（1897年）8月，两人拜堂成亲。陈独秀的感情生活就这么懵懵懂懂地开始了。
高晓岚是个旧式女人，遵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诲，大字不识一个。而陈独秀虽说胡闹，但学识渊博，通古博今，思想新潮，还通晓英、法、日三国语言。新婚伊始，陈独秀就命令高晓岚必须认字。偏偏高晓岚性格倔强，死认古训，就是不认字。这两个年轻人，一个新潮、一个守旧，都倔强地不服对方。于是，度完蜜月，两人一辈子的话也就说完了。不过，当时陈独秀还年轻，整天忙得不亦乐乎，所以对不如意的婚姻生活并不在意。
从1901年开始，陈独秀数次东渡日本，结识了苏曼殊、黄兴、陈天华、邹容、章士钊等革命党人，见识更长。回国后，他就开始忙活起来。他曾独自一人办了一份报纸，反响出奇的好，全国各地都有订户。有些读者不知道是一人办报，写信希望把报纸办成日报。他还曾在安徽公学兼任国文教师，上课时不拘小节，有时一边上课，一边搔痒，全不把纲常名教、师道尊严放在眼里。
1909年，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来到安庆，住到了姐姐家。高君曼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是个标准的文学女青年，性格开朗，而且长相出众，衣着新潮。高君曼在北京读书时就读过陈独秀的文章，对这个姐夫崇拜之至。如今见了真人，常常缠着他问这问那，陈独秀也是欣然辅导。
两人年龄相近，情趣相投，时间久了，难免擦出火花。或许是因为包办婚姻，陈独秀就有了一份出轨的理由。而高君曼对于姐姐，或许是因为同父异母，便少了一半自责。总之，两个叛逆的年轻人于1910年公开同居，继而宣布他们要正式结婚。双方父母都觉颜面无光，但也无可奈何，只能大骂逆子叛女玷辱门风，至于成亲那是万万不会同意的。陈独秀见正式结婚不太可能，索性带着高君曼私奔到上海，过起了甜蜜的同居生活。
1915年初夏，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著名的《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1918年李大钊在北京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两人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历史上俗称“南陈北李”。1916年12月，北京大学新任校长蔡元培聘请陈独秀担任该校文科学长（相当于系主任），高君曼大大方方当上了陈教授夫人。至于高晓岚，则悄无声息地退居幕后。1930年，高晓岚去世，生前与陈独秀育有三子二女。
陈独秀当了北大教授后，依然我行我素，特立独行，常常流连于北京有名的烟花之地八大胡同，据说他的很多激扬文字都是在八大胡同的床上完成的。1919年，北京的报纸刊登了陈独秀在八大胡同“因争风抓伤某妓女下部”的新闻。这事让北大有点下不了台，结果，陈独秀在当了两年多北大教授后，被北大开除。几个月后，他又因为散发传单入狱。发传单这事发生在1919年6月11日。那天晚上，40岁的陈独秀站在新世界屋顶花园，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传单。这种空前绝后的举动，让陈独秀失去了自由。
陈独秀入狱后，反响极大，在社会各界的积极营救、声援下，陈独秀受了三个多月的牢狱之苦后获释。1920年2月14日，为躲避军警的追捕，陈独秀打扮成财主模样，与账房先生打扮的李大钊，乘着一辆带篷骡车偷偷离开北京直奔天津。两人在路上商量出一件开天辟地的大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秘密召开，陈独秀没去，却被缺席选举为首任中共总书记。
从1910年至1925年的15年间，是陈独秀一生中最繁忙，也是建树最大的时期。这一时期，高君曼始终相伴左右，不仅是他生活中的伴侣，也是他事业上的支持者与助手。她帮助编辑出版《新青年》杂志，掩护陈独秀的革命活动，充当联络员，甚至与他一起被捕坐牢。两人度过了来自外界的一个个难关，但最终还是在感情这个难关上卡壳了。自1922年起，两人感情逐渐冷淡。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两人最终发展到拳脚相向。陈独秀对儿子要求非常严酷，他让老大、老二小兄弟俩睡图书馆的地板，外出打工自食其力，以磨炼意志。继母兼姨母的高君曼心生不忍，提出让孩子回家吃住，不许，君曼又请人说情，陈独秀斥为妇人之仁，还是不许。无奈之下，高君曼于1925年带着一儿一女移居南京。自此一别，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
1925年冬，陈独秀的胃病发作，他到上海一家私立医院诊治，结识了年轻貌美的女医生施之英。两人很快就过起了夫妻生活，并且没跟任何人打招呼，施施然相携去杭州、扬州等地度“蜜月”去了。陈独秀那时是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突然失踪可是大事。党组织在四处打探寻找无果后，只好在上海《民国报》上登出“寻人启事”。陈独秀看到报纸后，从扬州发回电报，说是“外出治病，初有好转，可以扶病视事”。
特立独行的性格，别出心裁的思想，让他的革命之路也如北大教授之路一样，终遇滑铁卢。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被撤销了总书记职务，施之英也在此时离开了他，在上海另嫁他人。他们的“夫妻”生活仅仅维持了14个月。
陈独秀被撤职之后，在上海隐姓埋名，住在熙华德路（今长冶路）一座石库门房子的前楼。那是陈独秀最为孤寂的时期：大儿子陈延年和二儿子陈乔年相继壮烈就义，共产党对他停职、开除党籍、批判，国民党也在四处悬赏通缉他。他的婚姻生活也陷入最低谷，两度离合，年过半百却孑然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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