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泸州地委书记忆三年饥荒:骗孩子杀 煮熟卖肉

　　【核心提示】据曾任四川省泸州地委书记的邓自力近年出版的回忆录《坎坷人生》中记载：“……后来，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市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03年第9期，作者：何蜀，原题：《为民请命的“萧李廖反党事件”》

　　在全国大饥荒中，河南信阳和甘肃、安徽几个地方的问题被中共中央发现后，都作了严肃处理，一些有关责任人受到了处分。但这几个地方的死亡人数加起来都没有四川多。

　　2001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日记(下卷)》，在1962年6月28日的记载中，有一句话：

　　“下午约重庆市青年团二同志来谈话，谈农村工作问题，由3时到6时半。”(见该书第190页)

　　后世读者很难想到，这一简短的记载背后，有一幕惊心动魄的历史悲剧。

　　原来，这次关于“农村工作问题”的谈话，谈的是四川农村在“大跃进”和“反右倾”导致的三年大饥荒中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严峻现实和四川省主要领导人李井泉应负的责任。这是重庆市一批忠实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向中共中央直接反映真实下情的一次“为民请命”行动。

　　关于四川当年那次连续三年的大饥荒，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俞稚夫在《四川‘反右倾’运动的回顾与思考》一文中有全面论述。文章说，因为四川的“反右倾”运动规模大，时间长，整人多，手段恶劣(比如在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前将彭德怀“意 见书”发给不明真相的干部进行测试，根据支持或反对的态度来确定是否“右倾”)，大量敢说真话的干部遭到打击迫害，再加上此后更大规模地平调劳力、物资， 农村中几次开展“反瞒产私分”运动(即挨户搜查粮食)，城镇中宣布粮票作废，按供应口粮标准另发新票，自此，城乡人民手中粮食荡然无存。到了省里认为“今 年农村人民生活比去年好”的1962年春，全省农村人口人日平均口粮不足六两(十六进位)，据统计材料，涪陵、万县、江津在五两以下。因而人口连续四年呈 负增长状态。1961年负增长为千分之57.9。(全文见《四川党史月刊》1988年第四期1—10页)

　　另据曾任四川省泸州地委书记的邓自力(因顺应民意提出解散公开食堂等措施而被打成“四川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近年出版的回忆录《坎坷人生》中记 载：“粮食不够就搞代食品，什么胡豆叶，芭蕉头，小球藻，野草根等都用来充饥。后来这些东西找不到了，有人开始吃观音土。观音土吃下去肚子发胀，不能排 泄，几天后就被胀死。……后来，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市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见该书130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版)邓自力被贬至长宁县作县委副书记后，亲睹该县的惨状：“长宁是个烂摊子，二十多万人口就饿死了七万多。肿病流行，省 委调拨了些粮来，社员又无钱买……”(见该书194页)

　　面对这样严峻的现实，忠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自然要挺身而出，于是就有了《杨尚昆日记》中记载的那次谈话。遗憾的是，那次谈话之后不久，包括“重庆 市青年团二同志”在内的重庆市一批优秀共产党人，就被当时的四川省主要领导人李井泉加上“反党活动”的罪名，遭到长时间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就是当时在 全川引起极大震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又被重新抛出来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痛加批判的所谓“萧、李、廖反党事件”，

　　这个“萧、李、廖反党事件”主要涉及些什么人呢?

　　萧泽宽，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分管共青团工作;李止舟，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候补委员、副秘书长兼市委办公厅主任;廖伯康，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向杨尚昆汇报情况的“重庆市青年团二同志”，一个就是廖伯康，另一个是共青团重庆市委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于克书。这几个人中，“萧、李、廖”都是20世纪40年代在四川工作过的地下党员，萧泽宽曾任最后一任中共川东特委书记，李止舟曾在抗战时期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从事统战和筹集资金工作，廖伯康当年也是地下党员。于克书则无四川地下党的渊源，属于“南下干部”。

　　尽管在此前的“反右派”、“反右倾”等政治运动中，左得出奇的李井泉已经以革命的名义将大批忠实于人民利益的干部打下去，但是，正如鲁迅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在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中，这样的“中国的脊梁”自然更会前赴后继地不断涌现。

　　萧、李、廖及于克书等人，对当时农村现实都有清醒的了解。他们大多参加了当时解决农村问题的“整风整社工作团”，萧泽宽是巴县工作团团长，李止舟是 长寿工作团团长，于克书是巴县团副团长，廖伯康则坐镇市委办公厅，对各地的报告、简报有全面了解。当时农村的现实情况，用李止舟的话说是“惨不忍睹”， “天府之国变成地狱之城”。最初他们还认为是农村基层干部有问题，也按照上边的部署，以“阶级斗争”的思路，抓了一些基层干部，开大会斗争。但后来逐渐发 现问题不在基层干部身上，而是省里主要领导人的决策错误造成的。但李井泉却把责任推给下属。李止舟了解到，他的老家荥经县死了一半的人，省里就怪罪当地领 导，下令把县委书记抓了。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中共党史上以发扬民主著称的“七千人大会”。萧泽宽参加了这个大会。会上，各 地干部对中央领导部门的直言批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出气”)，和中央主要领导人带头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责任的态度，使他深受鼓舞。

　　1962年2月底，中共重庆市委召开贯彻七千人大会的市委第十八次全委扩大会议，会上，干部们对四川的“反右倾”提了很多意见，特别是对工业上整重 庆钢铁公司的负责人安以文，农业上整四川省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这两大冤案意见最大。重庆的广大干部强烈要求给重钢安以文平反。各部门干部对省委意见不仅提 得多，而且很尖锐。重庆市副市长邓垦批评省里犯了几年左，却反了几年右，越反越左，整得干部不敢说真话……后来这些都成了萧、李、廖“煽动反对省委”、 “刮起一股反党歪风”的“罪行”。

　　重庆会还没开完，省委扩大的工作会议就召开了。李井泉在会上定下调子：我们是“团结起来犯错误”。完全没有中央主要领导人在七千人大会上带头自我批 评、主动承担失误责任的气度。同时，按照中央规定应该上报的重庆市委十八次全会简报(主要是对省里领导人提的批评意见)，也被扣压了。

　　重庆市委十八次全会后不久，主持共青团重庆市委日常工作的于克书在大家鼓动下，决定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反映情况。团市委干部在讨论七千人大会精神 时，谈到四川死那么多人中央知不知道?廖伯康认为中央可能不知道。于克书就提出是不是写信反映。团市委的几个副书记都提议他来写。不过他并未马上就写，直 到贯彻七千人大会的省委工作会议后，他们得知重庆市委十八次会议上广大干部对省委提的意见未能反映给中央，被省委领导人压下来了。于克书才下决心上书中央 告状。因为他们都知道李井泉报复心强，整人厉害，他会动用专政手段搞邮检、查笔迹，便没有署真名，而以“一个共产党员”名义写了“匿名信”，为避免被查出 笔迹，是找打字员用打字机打的，为避免被查出邮寄地点，还专门托出差的人将信带到武汉去投寄。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