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1957年之初，毛泽东提出中共要整风，希望各民主党派帮助。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纷纷发表意见。开始意见较缓和，大家都高兴，后来意见提得尖锐了，人们的心情也开始紧张。等到有人提出国家的领导要“轮流坐庄”时，毛泽东生气了，便发动全党实行反击，一下把55万人都打成了右派分子，并给他们以严厉的处罚。大多数是劳动改造，直到“文革”后才恢复名誉，有不少人从此耽误终身，甚至丢掉了性命。
作者简介：
李新(1918年~2004年)原名李忠慎。1918年9月15日出生于四川省荣昌县安富镇(现属重庆市)。1934年考入重庆川东师范学校，积极从事进步学生运动和救亡活动。1938年初，李新约集同志数人，毅然由万县步行去延安，入陕北公学。后历任晋冀鲁豫中央局青委书记、军调部北平执行部整军小组中校组员、华北大学正定分校主任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参与筹办中国人民大学,曾任校党委副书记。1960～1962年，他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秘书长、党组副书记。代史，1960年被授予教授职称。1962年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研究员，先后担任该所现代史组和通史组组长。1976年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副所长、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任及现代史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并兼中共全国党史学会副会长、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长等职。从1980年起他还担任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本文摘自《流逝的岁月》 作者：李新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1957年的反右派，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若没有吴老(玉章)的帮助和保护，我必定被打成了右派，那么后半生的我将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但在吴老的鼓励下，我也积极地参加了反右派的斗争，特别是参加了反对社会学领域中的“右派”。在把费孝通等著名社会学家打成右派的错误中，我也有一分责任。对此我在1979年当面向他承认了错误。所有这些，在我的脑际刻下了很深的痕迹，它不时会涌现出来，使我的心情无法平静。因此，我必须如实地把它写出来，让后人知道这一段痛史，以便根据真实情况来评判各人的是非功过。林则徐被贬到新疆后，曾哀叹：“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我认为，只要能把历史的真实情况保留下来，青史的是非尽可由后人去评定，当事人又何必去管它呢。
1955年“胡风事件”中，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的谢韬被捕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谢韬和胡华是北京宣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著名人物。谢韬由于为胡风写给中共中央的“万言书”提过意见并参加了修改而被捕，他的被捕引起的震动不小。经过吴玉章的追查，罗瑞卿(公安部长)很快就说是抓错了。但又不能释放(因必须经过最高领导同意才行)，于是决定让他到被关押的战犯中去做工作。在清查“胡风分子”时，何干之也名列其中，就在要逮捕何干之那天晚上，恰好我因公去杭州赶回了学校。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把我找去征求意见，因为我坚决反对，公安部的同志才没有把何干之抓去。
紧接着“胡风事件”之后，机关内部又展开“肃反”运动。我是人民大学肃反运动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当要把一个1946年就已将历史问题交待清楚的教师定为历史反革命时，我提出了反对意见。大家也同意了我的意见，但后来又偷偷地仍把他定了历史反革命。我听说后很不满意，因此我对1955年的这些政治运动是心存不同意见的。
但1956年提出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又引起了我很大的幻想。因为从1956年起，我开始被高教部调去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的教材，觉得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下从事历史研究大有可为。同时，全国政协建立了社会主义学院，请吴玉章任院长，杨明轩、千家驹、聂真任副院长，要我去任教务长并讲授革命史。统战部在社会主义学院提出三不方针(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样就使得社会主义学院的教学和讨论都非常活跃，全校充满了宽松气氛。
1956年中共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认为暴风疾雨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今后应该专注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而使全国的政治气氛趋向缓和，人们对前途都充满希望。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
SinoNet.ORG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