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多数“文革”参与者只谈受迫害不愿谈害人?

　　【核心提示】多数“文革”亲历者写回忆文章，对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或迫害念念不忘，而对自己曾经有过的加害行为避而不谈，或者虽然也承认做过错事，但并不肯认错并向受害者道歉，反把原因归结为外部环境。

　　忏悔总是和遗忘连在一起的。

　　近日读到何方口述的他在张闻天落难时落井下石的文章，李华写的其在年轻时批斗“反动军官”实为抗日军人的事，以及记述北京外国语大学几个曾经的红卫兵向被自己或“战友们”扇过耳光的老师道歉的文章，很是感慨。何方曾是张闻天的秘书，李华当年是一名农村青年，后来成为河北省美术协会会员，而那几个扇老师耳光的当年都是学生。这几篇文章让我震撼的其实并不是那个疯狂年代所发生的出卖与背叛、无知与暴力——这种事在很多“文革”亲历者的回忆中都有——而是他们对此种出卖与背叛、无知与暴力的深深忏悔和赎罪。尽管对受害者来说，加害者的这些忏悔和赎罪来得太迟，但依然弥足珍贵。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过许多黑暗的时期。太遥远的就不去说它，与我们这几代人——活着或逝去的——有关的，是十年“文革”。无论在党的历史还是国家的历史上，“文革”都已被定性为一场浩劫。但从国家层面来说，至今对“文革”的描述还是粗线条的，并未深挖“文革”爆发的根源。后人从官史中，只知道这是一场由领导人错误发动，被几个反革命利用，给党和国家造成深重灾难的内乱。

　　当然，官方修史有自己的局限，因为它总是带有某种特定目的，预设自己的价值和判断，用某个标准和尺度去裁剪历史，这样，后人见到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可能相去甚远。另外，官史一般也缺乏对历史细节的描写，后人在官史中，很难找到那种身临其境之感，从而产生只有历史亲历者才有的那种情愫，这使人们记住的也许只是一些抽象的结论。这种结论在时间的流逝下，如果不是对历史特别有兴趣，怕也只留下一点模糊的印象。

　　官史的这个缺陷，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民间或私人的写史来加以弥补。中国是一个重史的国家，民间有修史的传统，所以我们看到，虽然官方不主张对一些历史的黑暗面揭伤疤，但民间和私人这些年来对“文革”的描述和回忆，还是非常之多。不过，同样遗憾的是，从很多亲历者对“文革”的描述中，我们多半见到，要么是受害者对直接加害者和运动发动者的控诉——虽然从个人和国家的角度看，这种控诉有其必要，但控诉太多也给人一种这样的印象，似乎“文革”的灾难，只是发动者和加害者的错，自己则很清白;要么是把苦难作为一种资本来宣扬，似乎那是个值得记忆的美好年代，所谓青春无悔，这在一些曾经的红卫兵和上山下乡的知青写的回忆录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上述两种对“文革”的私人回忆和叙述，虽然价值取向不同，但在剖析自我上，都有一个共同点：选择性还原历史，不敢或不愿触及自己灵魂的阴暗面。

　　今天我们看这场充满历史荒诞性和悲剧性的运动，虽然无法完全准确地猜测运动发动者发动“文革”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但是，不可否认，像这种声势浩大、波及面广、历时弥久的运动及其所造成的民族和国家的灾难，不单纯是领导人错误发动被反革命所利用，很简单，如果没有千百万人主动自觉地迎合和参与，仅靠个人或少数人之力是不可能发动的，即使发动了也不可能长久和席卷整个国家。

　　对此，很多人可能会辩解，当初投身这场运动，是出于对领袖的崇拜和迷信，以及砸烂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向往和狂热，用领袖的思想来代替自己的思考，或者纯粹出于一个年轻人的无知和叛逆。这种辩解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假如把责任全部推到受骗、无知、叛逆上，则在我看来，至少不诚实。从绝对的意义说，当一个人决定做某件事时，不可能只听“主义”的摆布而无利益的考量。即使确实是内心真诚地听从领袖的召唤，在那种狂热的环境中，也很难保证不会在随大流时无形中伤害到另一个无辜之人，而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加害者。倘若当初因为认识之故而认为自己的举动乃是革命的表现，并不觉得自己是在做错事，尚可理解，也情有可原，那么，在官方都对“文革”进行彻底否定后，还以当初的理由为自己的加害举措辩护，或者以大家都彼此彼此为自己寻求开脱，则是说不过去的。

　　人不是神仙，任何人都会犯错，甚至严重错误。何况在那个是非混淆的年代，自己在受害的同时加害别人完全是可能的，从许多人的回忆来看，或多或少都做过错事，伤害过别人。所以，问题不在于曾经的错误，而在于，事后尤其是在“文革”过去那么多年后，是否能够诚实地面对历史，认识到自己人性中阴暗的一面，并为自己曾经做过的蠢事、或被自己伤害过的人真诚道歉和悔过。遗憾的是，除了巴金等不多的人外，多数“文革”亲历者写的回忆文章，对自己在“文革”中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或迫害念念不忘，而对自己曾经有过的加害行为避而不谈，或者虽然也承认做过错事，但并不肯对自己的错误举动认错，向受害者道歉，反把原因归结为外部环境所为。

　　对此，要坦率承认，缺少悔过和忏悔正是我们的民族对“文革”反思的一个致命缺陷。即使那些被誉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的“文革”回忆录中，也鲜少听到忏悔的声音。不是没有人呼吁，从“文革”结束到现在，30多年间，有识之士对我们对“文革”的遗忘和不忏悔，不断呼吁，巴金老人先前就孤独地不遗余力地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但多数人出于某些考虑，拒绝忏悔。

　　什么原因促使多数“文革”亲历者在面对历史时，不敢承认过错，为自己的灵魂忏悔?我想，可能出在以下几个方面。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