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一次，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道：老干部现在大体上都是60岁左右的人了，60岁出头的恐怕还占多数，精力毕竟不够了，不然为什么有些同志在家里办公呢?为什么不能在办公室顶八小时呢?我们在座的同志中能在办公室蹲八小时的确实有，是不是占一半，我怀疑。我们老同志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在精力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自知之明。
摘自《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作者：余玮 吴志菲，出版：新华出版社
“为什么退下来?因为中国现在很稳定。退就要的真退，百分之百地退下来。”这是邓小平的“战略安排”。临别时，江泽民与邓小平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1989年，北京城在风风雨雨中度过。11月9日清晨，当长安街旁电报大楼报时钟声沉稳有序地响过之后，沉寂一夜的京城醒过来了。这时，在景山公园附近的一个住所里，有一位老人按时起了床，同往常一样准时吃过早饭，然后坐下来看书报，阅文件。
女儿领着小孩走进来，老人问：“还下雨吗?”显然，他起床后已看到窗外飘飘洒洒的细雨，湿润了深秋大地。女儿答道：“开始下雪了。”老人听罢，立刻站起身来，把窗子用力推开，可能感到兴致未尽，索性打开大门走到室外。
室外寒冷，空气湿润，点点雪花伴随着星星细雨飘然而落。老人望着这雨夹雪，感受着寒风的吹拂，语音中带着感慨：“这场雨雪下得不算小呀，北京正需要下雪啊!”
这位老人就是邓小平!他忘却了寒冷，禁不住信步走到庭院，融进了飘飘扬扬的风雪之中，久久不愿离去。
这一天，他要了结一个夙愿——退休。
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建立退休制度，这是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之后，提出的一个重要主张。早在1977年，他在重新恢复领导职务之时，就提出了干几年便退下来的要求。
1975年2月，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总理给毛泽东呈上一份请示报告。报告建议：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表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一年，邓小平71岁。
这一举措像一把尖刀插在了急于抢班夺权的“四人帮”心上。急红了眼的王洪文跑到上海肆无忌惮地叫喊：“10年后再看。”这一年，王洪文刚满40岁。
王洪文的话传到中南海。在71岁与40岁的比较中，邓小平显得格外清醒。他找到李先念等老同志交换对王洪文这句话的看法，说：“10年之后，我们这些人变成什么样子?从年龄上说，我们斗不过他们啊!”几个老革命家从王洪文的话中觉察到党和国家面临一场潜在的危机，那就是：老一辈革命家大都年事已高，一旦撒手人寰，谁来接班?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让“四人帮”或“四人帮”派系的人执掌党和国家的大权，那么对我们的党、我们的民族将是一次灾难。
从此，接班人的问题伴随着王洪文的那句话就一直深深地刻在邓小平的脑海之中，一刻也没有忘记过。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伴随着拨乱反正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展开，建国以来因历次运动遭受迫害的干部纷纷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由于从反右运动到“文革”结束持续了20年，原来的年轻人早已进入中年，中年人也变成了老年人。面对着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繁重任务，一方面，干部队伍严重老化，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因无位子，年轻干部又上不来。如果让刚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一下子退下来，老干部本人思想上不大容易接受，而且在客观上也会出现一个干部断档的问题——老干部是国家政权的主心骨，一时少不了他们，处理太急了行不通。因此，需要采取一个过渡的办法，来解决这个日益突出的矛盾。
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顺利完成新老干部交替是从组织上保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措施，新老交替的关键是要解决老同志占着位子的问题。由于传统习惯势力的影响，在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普遍地、长期地存在着一种只能上不能下，只能进不能出，只能升不能降，只能留不能去，只能干不能退的倾向，要从庙里请出老菩萨谈何容易!
1982—1992年，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从十二大设置到十四大撤销的10年存续时期。中顾委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解决干部系统吐故纳新、新老交替而创造的一个过渡性的组织形式。
邓小平提出设顾问最早是从军队开始的。1975年7月14日，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在军队设顾问组的问题。他指出：“设顾问是一个新事物，是我们军队现在状况下提出的一个好办法。设顾问，第一关是谁当顾问，第二关是当了顾问怎么办?”“顾问组的组长，不参加党委，可以列席党委会，好同顾问组通气。其他待遇不变，但是配汽车、秘书要变一变。”“顾问也有权，就是建议权。顾问要会当，要超脱。不然，遇事都过问，同级党委吃不消。设了顾问，究竟会有什么问题，等搞年把子再来总结经验。”当时，邓小平提的顾问制度并未完全行得通，虽然道理大家都明白，但却没人愿意当顾问。后来，由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设顾问的事情便被搁置下来。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出来工作后，在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后就着手解决组织路线问题。邓小平感到，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和方针的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确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还不够，还要有人干。谁来干?靠老干部坐在办公室画圈圈不行，没有希望。
一次，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道：“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急需培养、选拔一大批合格的人才。这是一个新课题，也是对老同志和高级干部提出的一个责任，就是要认真选好接班人。老干部现在大体上都是60岁左右的人了，60岁出头的恐怕还占多数，精力毕竟不够了，不然为什么有些同志在家里办公呢?为什么不能在办公室顶八小时呢?我们在座的同志中能在办公室蹲八小时的确实有，是不是占一半，我怀疑。我们老同志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在精力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自知之明。
就以我来说，精力就比过去差得多了，一天上午、下午安排两场活动还可以，晚上还安排就感到不行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邓小平接着说：“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把老同志都陆续请回来了，并且大体上恢复了原来的或者相当于原来的职务。这样，我们的干部就多起来了。把老同志请回来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正确的。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缺少一批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而没有这样一批干部，四个现代化就搞不起来。我们老同志要清醒地看到，选拔接班人这件事情不能拖。否则，搞四个现代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邓小平清醒地看到顾问制度只是一个出路，要真正解决问题不能只靠顾问制度，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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