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由此可见，周恩来处理“维特克事件”是谨慎和克制的，也是经过毛泽东授意的，他不可能会借此去“策划离间毛泽东与江青”，熟知周恩来的人都不可能会相信这种猜测。
摘自人民网，作者：散木
张颖女士曾先后著有两本回忆录：《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沧桑文丛”之一，1979年版）、《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 ――忆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日子》（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以及在香港凤凰电视台的《口述历史》节目中作了一场关于“《红都女皇》事件”的采访谈话。
由于张颖曾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如战争年代的中共南方局以及新中国的外交部。在外交部时，她曾任外交部新闻司、西欧司副司长，她还是周恩来手下著名外交人士章文晋的夫人，并以大使夫人的身份随同章文晋赴美履新），遂能够以事件见证人的身份披露和辨析一些历史疑案，例如当年曾闹得沸沸扬扬的所谓 “《红都女皇》事件”和“维特克事件”。
据张颖在两本书中叙述，她记忆中的“《红都女皇》事件”和“维特克事件”跟一些相关的传闻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她的这些回忆，可以有助于我们澄清一些相关的历史疑惑。
《红都女皇》一书与维特克夫人所著《江青同志》是两本根本不同的书
传闻中的“《红都女皇》事件”，起始于1972年8月。当时有一个美国妇女代表团访问中国，成员中有一位在纽约州立宾翰顿大学教授中国现代史的副教授，名叫洛克珊？维特克。要求在中国会见江青。江青闻讯后很感兴趣，随即会见了她，并在会见中希望维特克夫人能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书，以便把自己介绍给美国人民，维特克夫人欣然应允。此后，江青还带着许多助手，先是在北京，后来又到广州，与维特克夫人多次长谈，谈话的时间累计长达60多个小时。
维特克夫人回到美国以后，曾多次发表了有关江青或中国问题的谈话，但因等待中方交给自己谈话的英译稿，所以并没有立即动笔写书。1976年10月中国粉碎“四人帮”后，维特克夫人估计这份英译稿不会再给她了，于是找出当年自己的速记稿，整理成一本书。这本书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一说是1977 年）才用英文在美国出版，名为《江青同志》。
据笔者所知，这本书的中译本直到2006年才由一个叫范思的人翻译过来，并由香港星克尔出版社出版。另据看到过此书的人说，此书的书名是《红都女皇 ――江青同志》，书中的标题和内容则是：江青“早期生活的开始”、“从上海到延安”、“五十年代北京与莫斯科”、“登上政治舞台――文化大革命”、“成为中国艺坛的霸主”，以及江青的“生活年表”。
在“文革”尘埃落定之后，如今人们已对过往的历史烟云失去了好奇心，何况有关江青的书籍也早已数不胜数，已经不能再吊起读者的胃口，所以，这本《红都女皇――江青同志》似乎就冷清了许多。
1975年，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被提起，并且越闹越离奇。其实，《红都女皇》与《江青同志》或《红都女皇――江青同志》是两本根本不同的书，很多人错把两本书误认为是一本书。张颖说：“维特克的这本书与‘《红都女皇》事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但直至如今关于这件事仍然是非颠倒，有些人甚至造谣生事，这令我始料未及。”
由于维特克夫人的汉语听写水平不高，当时江青的讲话主要靠王海容和唐闻生来翻译，并且只能拣重要的同步译出，维特克夫人用英文记录下来的则只是一个大概。谈话结束之后，维特克夫人要求江青让有关人员按全部录音整理出来一份全稿，并译成英文，交给她。江青爽快地答应了。
结束了在广州的谈话返回北京之后，当时参加接待维特克夫人的全体人员分工整理了几个月，终于完成了中文整理稿，并打印了10份。随后不知什么原因，上级突然决定不再将之译成英文，并将10份中文打印稿放在外交部封存。
到了1975年，当时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盛传有所谓《红都女皇》一书，闹到后来，甚至是街谈巷议，无人不知。传说毛泽东看了这本书后大发脾气，严厉批评了江青，江青也就因而“失宠”，等等。
当年，由于持续时间长和破坏性大的“文革”已经造成了共和国历史上最为激烈的动荡，人们普遍对一些“文革”人物产生了厌恶和憎恨。恰好这期间毛泽东曾多次批评过江青等人，乃至出现了一个专用名词――“四人帮”，而《红都女皇》一书是吹捧江青的，人们获知毛泽东讨厌这本书，正好可以利用此事来宣泄不满。其实，毛泽东当时厌恶、反感江青，是出于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违背了原则和自己的意愿，以及江青身上的某种“资产阶级作风”，而绝不会仅仅是因为一本《红都女皇》。
江青曾请伊文思、韩素音或拍或写关于自己的传记，但都遭到了婉拒，见到维特克夫人后，立传的想法油然而生
再回过头来说当年江青与维特克夫人会谈的经过。据张颖回忆，经过是这样的：
1972 年中美关系发生转折后，维特克夫人提出访华要求。由于她曾翻译过《红旗飘飘》中的一些文章，因而被认为是对中国友好、也对中国革命有所了解的人士。于是，经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推荐，中国对外友协邀请她于1972年7月19日至9月1日赴中国访问，目的是满足她“了解中国妇女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她们的贡献”。当时，中国驻外机构还建议她采访一些“最近被提拔到中央的妇女同志”。
维特克夫人到北京之后，邓颖超、康克清等接见了她，并对她谈了有关中国妇女运动与中国革命等问题。当时在中国对外友协的接待计划中，本来没有安排她会见江青。按照当时的惯例，江青的工作与外事无关，一般不安排她单独接见外宾。不过，经维特克夫人的一再要求，中国对外友协请示周恩来，让他决定是否同意江青会见维特克夫人。
对此，周恩来于8月10日批示说：“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江青见到周恩来的批示后，便立刻决定于8月12日下午3点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维特克夫人，陪同人员有姚文元（主管意识形态方面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海容（外交部部长助理）、张颖（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以及丁雪松。当时，本来是由中国对外友协副会长周秋野出面接待，但因周秋野有事，遂由张颖替代，恰好张颖与江青在延安时都在鲁艺，彼此认识。
就在这次谈话中，江青强烈地流露出要让对方为自己写传的愿望。显然，她是把对方视为当年在延安时的美国记者斯诺。斯诺当年采访了毛泽东等一批中国革命的领导人，撰写了一部风靡一时的《西行漫记》，在历史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江青当年谈话的若干内容被保留了下来，如江青说：“邓颖超、康克清都是老革命了，但她们都是搞妇女工作的，只能对你谈妇女运动。我可是不一样，我的面要宽得多。我可以给你谈战争，谈军事，谈政治，谈经济、艺术，还有文化大革命。”以及她自己的“不少的罗漫蒂克”的故事。关于这一切，江青又说：“我们合作吧。我提供材料，我给你说，你来写。我想你一定知道，美国以前有一位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他在30年代写过毛泽东，写中国共产党，在西方一举成名。你很年轻，很有才华。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
据张颖回忆：此前江青曾请伊文思、韩素音或拍或写关于自己的传记，但都遭到了婉拒，此时她见到了维特克夫人，立传的想法油然而生。
江青在谈话中还说：“我跟随毛主席在西北战场作过战，我可以生动地介绍这段历史，不会枯燥的。不仅为你的书，也是为中国党、中国军队、中国人民。我好长时间想谈，你来了成了一个动力。”谈话完毕，江青邀请维特克夫人在北京人民剧场观看了《红灯记》。之后，江青又陆陆续续与维特克夫人谈了几次，并约定在广州继续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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