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末,打桥牌。
1984年1月,在广东省长梁灵光陪同下,视察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的建设。
1997年2月,联合国安理会为邓小平去世默哀一分钟。
“在改善这么多人生活水平方面,20世纪中有任何其他领导人比邓小平做得更多吗?”
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的最后一章中写到,无论中外,在邓小平谢幕之后长大的人,都很难体会邓小平踏上改革的旅程时面对的问题多么严重:一个把全然不同的新思维拒之门外的国家;“文革”中受迫害者与迫害者之间的深刻裂痕;民众对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家的敌视;城乡社会保守的结构,因一些人依然贫穷而另一些人先富起来所引发的纷争……邓小平的改革,使一个深陷意识形态泥沼的国家将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而使得大多数人脱离了贫困,获得了一份基本衣食无忧的生活。他推动中国和主要国家都建立了比较良好的外交关系,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赢得了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他鼓励中外之间的技术和人才交流,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在他治下,他推动了中共党内的制度建设,使得干部队伍的更迭变得更有序、更可预见。在傅高义看来,邓小平的改革是为中国引进了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和消费革命。
傅高义高度赞扬邓小平的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他说:“在改善这么多人生活水平方面,20世纪中有任何其他领导人比邓小平做得更多吗?”
中国无疑收获了邓小平改革的成果。中国加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并成功地抓住了全球化的机遇,经历了30年经济的高速发展期。2011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从一个意识形态高度禁锢的国家,转变成为文化相对开放并活跃发展的国家;中国的综合国力在过去的30年间有了极大提升。
然而,与邓小平的改革相共生的也有许多问题。例如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在邓小平的时代,伴随着经济转轨而来的腐败现象就已经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日益挑战政府的威信力。
许多批评者认为,邓小平错过了政治改革的时机,这种片面强调经济发展、通过经济发展来获得执政合法性却忽视根本体制变革的做法,正是今天中国许多问题的根源。
傅高义认为,如何处理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为自由划定多大的界限,一直是邓小平时代的一个关键问题。与毛泽东时代相比,邓小平时代的知识分子享有的自由显然要大得多,然而,在傅高义看来,邓小平在划定自由的边界时一直坚守的底线是,任何人都不能挑战党的权威,这决定了他在一些关键历史时刻的选择。今天的中国领导人,依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与此同时,一些在邓小平的时代不那么突出的问题,在今天却日益严重,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傅高义在书中举出了几个问题,例如,环境问题。邓小平时代一切以经济效益为先的发展模式,其环境后果时至今日已极为突出,最切近的例子,就是北京等大城市如今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
其次,贫富差距的扩大与社会保障问题。毛泽东时代经济上的平均主义可以说是共同的贫穷,邓小平时代 “让一些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的确让一部分人快速地致了富,但也使得贫富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邓小平的确留给了其后任者大量的遗产,而他也的确留给了他们不小的挑战。不管怎样,这些问题解决的好坏,确乎会影响后世的人们对于邓小平及其所开创的改革时代的评价。
【对话傅高义】
●改革开放需要怎样的领导人?
从条件上来讲没有人能跟邓小平相比。这不是人强弱的问题,我认为是情况不一样。
傅高义:我认为中国现在没有领导人能有邓小平那样的背景,能走这么快。他是打仗的英雄,在外国呆了五年,很早就跟毛泽东、周恩来参加革命,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考虑应该怎么做,他当了十几年的党的总书记。
现在不会有人有这样的条件。还有现在情况已经固定了,已经有了新的体制,不会有那么多改变,所以我想从条件上来讲没有人能跟邓小平相比。
这不是人强弱的问题,我认为是情况不一样。但是我想还是可以做相当大的改革。
●如何理解中日关系?
我想首先高层应该下台阶,给双方的领导人面子。然后应该恢复交流。
傅高义: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国外观察者对中国的很多问题存在一定的偏见。
另外一个,九十年代你们中国在教育层面掀起一场爱国主义运动,时间大概是九二九三年,可以很明显地发现,在教科书里面,出现了很多对日本的负面的看法。开始好像不是特别明显,但是一两年后,教材里面这些东西增加了,出现了越来越多反对日本、批评日本的东西。
因为文化环境的不同,中国人与日本人对同一段历史的感知不同,很多日本人到中国来,中国人就批评他做了这个那个坏事,很多日本人就觉得为什么要这么骂?二战的时候我还没出生,你为什么要骂我?
我想九十年代以后情况都不太好。现在我觉得情况的确是很危险,两方面的领导人都很紧张,都不想示弱。
我想现在开始应该进行秘密的谈判,比方说日本说,对于钓鱼岛问题,我认为别的国家看法不一样,中国会说好,我们不要派这么多的飞机、军舰,这样双方都有台阶下。
至于以后,我认为邓小平八十年代的做法很好,他让很多日本的电影、小说、电视什么的引进到中国,所以八十年代长大的人对日本的态度比九十年代的要好,是比较亲日的。
现在很多日本人看到中国那么多城市的人上街反日,很多人觉得很危险,有些人只好回了日本。我想现在日本的态度也很紧张,可能要等几年才能化解。
中国应该怎么做?我想首先高层应该下台阶,给双方的领导人面子。然后应该恢复交流,本来日本的右派没有那么强的,但是中国批评得这么厉害,右派就变得更强了。我认为这对中国是没有好处的。本来没有那么多人支持石原慎太郎,但是中国批评得这么厉害,支持他的人更多了。
●怎样看待中国经验的世界意义?
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完全按照中国的做法来做,但是我认为中国的确做了很多事情,做得很不错。
傅高义:我认为邓小平的看法是对的,应该从自己的体制出发,学习全世界的经验,那些适合你的需要的经验才能运用。我个人认为现在美国的一个缺点是民主太多了,不能解决问题。
比方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高铁,这应该算是一个笑话,是不行的。这么多年了,虽然美国这么有钱,这么有技术,为什么还没有高铁?中国为什么会走得这么快?还有城市的建设。
我不同意把一个人的土地给很快地征用,我们美国人觉得应该有一个过程,给人合适的补偿,应该有一个法律的过程。
我个人认为那个是对的,但是太慢,我们的律师太多了,他们赚了钱,费的时间也太多了。我认为中国的做法也给了我们一些鼓励。
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完全按照中国的做法来做,但是我认为中国的确做了很多事情,做得很不错。现在关于环保的问题讨论很多,有很多缺点,但是很多新的研究给我很多鼓励,可以互相学习。
●中美之间应如何相互学习?
每个国家要看自己的需要,什么是可能的。应该学习国外怎样去建设这个制度的过程。
傅高义:我以前也说过,每个国家要看自己的需要,什么是可能的,我想要是我们学中国的话,可以看高铁怎么搞的,新的城市建设,计划怎么搞的,这给我一个刺激,感觉到我们可以走得更快一点。
中国的问题是,企业要土地,想把农民的土地拿来。日本也有这么一个经验,他们建成田机场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反对,也是有一样的问题。在那以后,日本慢慢地有一个新的制度,要是想拿到土地应该用什么方法,我认为中国还没有合适的制度。
应该学习国外怎样去建设这个制度的,让老百姓觉得不是有人偷了他的东西,应该有一个合法的过程和做法,我觉得中国应该多学习那个做法。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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